煤炭生产本来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新成立的煤炭部领导决心打一场生产翻身仗。他们积极贯彻9号文件，一方面促进生产、运输好的陕西、河北、河南、安徽及东北各矿，让他们多产、多运；一方面敢于同派性作坚决的斗争，重点解决在全国煤炭产量中占重大份额的两省四矿（山东的枣庄、肥城、新汶，江苏的徐州）的问题，生产上得很快。4月份洗精煤的日产量创造了全国历史最好水平。统配煤平均日产7.54万吨，比计划超产1.9万吨。整个工业生产也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局面。原油一直稳产高产，月月超额完成任务。4月份平均日产量20.8万吨，比计划超产5000吨。化肥生产开始大上，达到日产7.5万吨，比上月多产1万吨。月发电量为5.01亿度，比2月份增长12%。棉纱、棉布等轻工业产品产量都有上升。全国工业总产值1至4月份完成91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4月份一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达19.4%。有11个省、市、区决心实现“双过半”。
七、钢铁整顿
早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之前，为扭转钢铁生产被动局面，冶金部召开了“八大钢座谈会”（1975年2月18日至3月11日）。鞍钢、武钢、包钢、太钢、本钢、首钢、攀钢、马钢八大企业，占全国钢产量的50%，铁产量的65%。1975年1、2月份全国产钢288万吨、铁304万吨，比计划欠产钢95万吨，铁86万吨。其中八大钢欠产钢63.6万吨，铁85.6万吨。抓好八大钢对完成全年计划具有决定作用。八大钢座谈会分析了钢铁欠产的情况和“上得慢”的原因，增强了“三月份赶上来，二季度要大上”的决心，逐个分析了领导班子的状况，提出了解决办法，明确了措施。会后，各大钢铁企业都有一定进展，太钢尤为明显，但很不平衡。整个钢铁工业没有改变欠产的状况，日产量7万吨都突破不了，老是在6.5万—6.6万吨之间。其中鞍山、武汉两大钢铁企业欠产最为严重，要完成年产2600万吨的计划，5月起日产量必须达到7.9万—8万吨。而钢铁如果上不去，什么都被拖住，农机、军工、基建，统统都谈不上。
在3月25日的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为把钢铁工业促上去，从5月8日起在北京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有12个省、市、自治区管工业的书记、十大钢厂负责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李先念、谷牧主持会议，尖锐地提出，钢铁工业上不去，将会出现一个三年小徘徊，一定要通过整顿，认真解决好几家大企业的领导班子问题，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千方百计把钢铁促上去，坚决完成今年生产2600万吨钢的计划。
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整顿发表了意见。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充分运用徐州和整个铁路整顿的经验来指导钢铁整顿以及其他行业的整顿。针对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当前第一位要解决的是领导班子问题。要建立一个强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他强调“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地把毛泽东1974年8月到12月对国内问题所作的三项重要指示联系在一起，作为今后各项工作的总纲。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在这之前，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都提了这三项指示，但还没有把它们联结在一起，也没有提到“纲”的高度。从邓小平这次讲话开始，“三项指示为纲”成为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斗争的著名口号。
通过钢铁工业座谈会讨论，冶金部向中央作出《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报告指出，要下大力量抓好关系全局的鞍、武、包、太等12个大钢厂和邯邢、海南两个铁矿。要整顿问题多的重点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坚决调离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和头头。要放手发动群众，落实具体措施，整顿企业秩序，狠抓矿山、轧钢两个薄弱环节。6月4日，中共中央13号文件转发这个报告，并作了《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肯定了一批生产情况好的钢铁厂和矿山，指出欠产多的主要是鞍、武、包、太等几个大厂，而其中太原钢铁厂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批示提出“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真正落实了”等“七个是不是”，要求生产上不去的企业领导人认真对照检查。批示要求几个大钢铁企业所在的辽宁、湖北、内蒙古、山西、四川党委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动手，解决这些单位的问题，“不要久拖不决，贻误大局”。要求完成计划的企业争取多超产，欠产的企业要千方百计完成计划，并限定各地、各企业把完成计划的具体措施于6月中旬上报中央。
为了扎扎实实地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在会议期间，有关各部逐项落实了石油、电力、煤炭供应、维修配件制造供应和运输保障等外部条件。鞍钢、武钢、包钢等企业都向中央写了有具体措施的保证书（《保证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报告》）。会后，由国家计委、建委、冶金部、煤炭部、铁道部等10个单位派出负责人组成“保钢小组”，以加强领导，大力协同，发动群众，按质、按量、按品种、按合同，确保全年钢铁计划任务的实现。各地积极贯彻钢铁会议精神，6月中旬，钢平均日产达到7.2万吨。7月高温，产量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不过，由于鞍钢、武钢两家日欠钢产量仍有3000吨，一时未能做到变欠产为还账。但总的说来，钢铁整顿的成效也是显著的。
八、国防科技整顿
60年代中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推行其核威慑政策，中国的独立与安全遭到严重威胁。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特殊重要地位。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大动乱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关心、指导。1967年3月，就指定粟裕担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对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各部实行军管。经过全国广大科技人员、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国防科技事业排除“文革”干扰，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1967年6月17日，氢弹空爆试验提前成功，打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2）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上天，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完全依靠自己力量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接着，1971年3月3日，又用“长征1号”火箭成功地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卫星——空间物理探测卫星“实践1号”。（3）我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研制成功，于1971年8月和1974年4月相继完成了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
但是，随着“四人帮”破坏的加剧，特别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国防科技事业陷入了低谷。
本来，在研制“东方红1号”卫星和“实践1号”卫星的同时，就已开始研制比这两颗卫星重十倍、技术更复杂的返回式遥感卫星。目标是：用具有更大推力和精确制导的火箭，把带有空间遥感仪器的、能够保持高精度姿态按预定程序准确无误地对地观测的卫星，准确地送入预定轨道运行，并在完成预定任务后，按预定计划回收。这项科技水平很高的巨大工程，由于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干扰，加上技术上遇到的困难，研制进度一再拖延，发射计划多次改变。1971年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国的火箭、卫星一直默无声息。1965年提出的“八年四弹”计划，时间超过了两年，任务却连一半都没有完成。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国防科技研究和生产的部署全都搞乱。这一年，洲际导弹试验发射三次，一发也没有打成。到1974年秋，具备了发射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条件，但首次发射失利。这次发射是在11月5日进行的，用新研制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送返回式遥感卫星上天。火箭腾空后没有什么异常，但升空20秒时，突然坠毁。事故原因是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一根导线折断，导致箭坠星毁，整个试验失败。
核武器的试验也沉寂多年。美国用各种侦察手段一直监视着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展。1974年秋，美国的新闻媒体说：中国的核试验自1971年就没有了活动。
国防尖端科技的这种停步不前的局面，国防科技部门存在的混乱，严重地影响我国国防实力的加强。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导弹、核武器等国防尖端科技的需要出发，改变这种裹足不前的局面，显得十分紧迫。1975年初，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后，立即将整顿国防科技事业、狠抓导弹、核武器研制的任务提上了紧迫的日程。
1975年2月17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指出：加速发展我国卫星通信是很必要的，应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统一规划，形成一定的通信卫星系列。对研制第一颗赤道同步卫星，应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本着综合使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国际国内通信、传送广播电视兼顾的原则，以先解决有无和满足各方面的试验要求为主要目的，在使用中考验卫星各系统的性能。卫星研制、建设所需费用，初步预算约9亿元。具体项目，由国防科委制定总体规划，经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列入年度计划实施。《报告》要求，卫星通信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抓总，运载火箭、通信卫星由七机部负责研制，地面测控系统由四机部和七机部负责研制，通信地球站（即通信卫星地面站）的设备由四机部负责研制，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负责建设。3月31日，中央军委第八次常委会讨论了这个《报告》。随即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以研制、发射第一颗同步地球卫星为目标的，包括通信卫星、运载火箭、测控系统、发射场、地面站五大系统的卫星通信工程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这项工程国家正式命名为“331工程”。
在新任务面前，国防尖端科技的整顿就显得格外迫切了。
在此危难、混乱之际，谁能够在乱中求治，使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重振雄风呢？主持军委工作并任中央专委主任的叶剑英想到了张爱萍。
张爱萍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儒将，深得周恩来、叶剑英信任。周恩来曾夸奖张爱萍“学什么会什么，干什么都能干得好”。叶剑英选中张爱萍担负整顿国防尖端科技的重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张爱萍是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从1956年着手制定12年国防科技发展规划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20年间，张爱萍一直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实施者。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负责筹建研究机构，调集科研人员，实施各项研制、试验计划。星、弹、箭、场、测，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每一项建设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他先后担任国防工办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员、中央专委办公室副主任，特种武器（导弹、原子弹）定型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立即在试验现场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喜讯。1965年5月，他又受命担任原子弹空爆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总指挥，5月9日用飞机空投原子弹爆炸试验同样取得了成功。在此前后，张爱萍还担任了地地导弹作战基地专门领导小组组长，研究并制定出第一个导弹作战基地建设的初步方案。他还受命组建导弹部队（即第二炮兵，简称二炮）的领导机构。张爱萍20年的个人经历同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融成了一体，还有什么人比他来使国防科技事业重振雄风更合适呢？
1974年国庆节，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形势下，张爱萍应召从福州到北京出席了国庆招待会。“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囚禁六年，腿伤致残。10月2日，叶剑英亲自到张爱萍下榻的京西宾馆看望，要他回国防科委工作。11月5日，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失败。第二天，叶剑英就在西山接见张爱萍。告诉他：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再耽误了。军委已经决定，你任国防科委主任，陶鲁笳改任政委，同时恢复你副总参谋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