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光明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上海、江苏、福建、河南四省市报纸转载。接着，各地方报纸相继转载，拉开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指出：
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
革命导师……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文章阐述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
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
文章尖锐地指出：
当前仍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3．最高层的指责和《红旗》杂志的消极态度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文章引起激烈争论和深广影响，完全在情理之中。
5月17日，汪东兴表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对这种讨论“不表态”、“不介入”。
5月18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红旗》杂志负责人谈话，批评《人民日报》很“不慎重”，要求中宣部把好关。
当天下午，中宣部紧急召集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文教书记、宣传部长开会，就宣传问题打招呼。中宣部负责人要大家注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说：“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风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强调“党报要有党性”，指责党性不强在宣传上造成的危害，着重批评《人民日报》，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7月，汪东兴到山东，还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的转变。”
《红旗》杂志在长期保持沉默之后，总编辑熊复于9月主持写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文章大批怀疑论、不可知论，批有人说“毛主席也有错误”等观点是“海外奇谈”。文章结尾说：“批评家们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可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熊复把文章送到中央审查。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1978年1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刚开始，《红旗》杂志社就谭震林写的一篇纪念毛泽东85周年诞辰的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登了，就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对此，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李先念也批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已经很被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红旗》才在第12期上发表了谭震林的文章。
4．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邓小平等给予坚决有力的支持。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6月3日，《人民日报》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题，加上编者按详细报道了邓小平的讲话。6月29日发出的中发1978年38号文件将这篇讲话作为主要内容之一。
6月24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吴江撰写、经罗瑞卿主持修改的《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的责难。文章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要由实践来检验，其正确性要由实践来证明。”“正确路线制定之后，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呢？路线的正确性要不要依靠实践来证明呢？路线本身还要不要在实践中得到某些修正、补充和发展呢？回答同样是肯定的。”“能够对于这条路线的客观真理性提供证明的只有实践，只有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实践的结果，是否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这是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裁决者。”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断展开和深入，邓小平对一些给这场讨论制造障碍的人进行了批评。7月21日，邓小平对中宣部负责人说，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邓小平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的展开和深入。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逐渐进入高潮。
5．全国大讨论
从7月开始，各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也纷纷表明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态度，真理标准讨论很快越出了理论界的范围，影响到当时的实际工作。
1978年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出席该省真理标准座谈会，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他指出：对于重大理论问题，要敢于研究。要在完整的、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上下功夫。6月28日，《光明日报》作了重点报道。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宋平的文章《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7月下旬，中共黑龙江省委在第一书记杨易辰主持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杨易辰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理，全面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前省委的情况，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对省委作出的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和结论，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8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头条位置予以报道。
继甘肃、黑龙江后，新疆、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内蒙古、宁夏、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西、贵州、山东、山西、上海、甘肃、吉林、云南、西藏、河南、陕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领导都先后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12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南省委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形势的发展，促使湖南省委赶上了末班车。
6．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指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胡耀邦深刻地领悟邓小平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要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1978年12月28日在中央党校三部学员结业会上依然郑重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还没有完，还要深入”。过了三天，12月31日，胡耀邦在政协礼堂召开的中宣部干部大会上讲话，又提出继续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当前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对于党的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采取的重大措施，大多数人是坚决拥护的，但也有怀疑动摇甚至不赞成、有抵触的。因此，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右的和极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1979年3月底，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随后，全党集中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不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过程中，有些人却错误地认为这是纠三中全会的偏，并对思想解放、发扬民主和真理标准讨论横加指责。别有用心的人，更打着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精神，攻击三中全会路线。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继续深入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就成为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的必然要求，“补课”的任务就提到了全党的面前。
从提出继续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到明确提出进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有一个发展过程。
1979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的社论，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要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并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要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来建设和创造。”
《光明日报》于5月11日发表长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文章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石。过去我们搞革命，靠实事求是，按照中国的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取得胜利。”而“我们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决不是照搬老模式老办法老经验所能解决的，更不是凭想当然去发号施令所能够解决得了的。”文章回顾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的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历史和我国去年5月以来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进行的两条思想路线大讨论的过程，指出：在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它的特征，就是主张一切都从本本出发，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词句出发，……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种倾向的存在和出现，严重地阻碍着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很清楚，这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林彪、‘四人帮’那一条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的极左路线。”显然，不克服这种倾向，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就不可能进行到底，工作重点的转移就难以实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