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思想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在写作此文的同时，正为全国财贸战线“双学”（即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积极做准备。他们先后起草了《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后来扩大了范围，正式开会时名为“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在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由华国锋正式发表）。
《通知》明确提出“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大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才能排除城乡资本主义的活动，才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
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发表了财贸小组起草的长篇讲话，引用毛泽东1959年对李先念一篇报告所作的批示，强调了商业工作的重要性。讲话指出，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缺一不可。生产是生产总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但是交换、分配、消费也对生产起着重大作用。商业的发展固然是工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工农业生产的强有力的促进者。财贸工作是联结生产和消费、联结各个生产部门的纽带。商业和服务业是同工农业并驾齐驱的重要社会行业。社会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必将愈来愈明显。讲话要求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提高运用客观经济规律的自觉性，提高经济工作的管理水平，提高现代科学技术水平。
外电评论说：这是华国锋当了主席后第一篇务实的讲话。
3．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力
“四人帮”在生产力方面的错误论调主要是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在粉碎“四人帮”后，理论界重申了生产力标准，要求改变生产力的落后状况，通过改革、引进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这种思想在全国上下是一致的，大家的心情是急迫的。
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1977年8月23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再次论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他说：“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下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从长远来说，也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条件的需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在今天，发展经济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和它们相适应的内外贸易、金融事业和各项服务事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保障供给就是要保障供给现代化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和资金，保障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逐步提高和国家必要的军政开支的需要。”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说：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当时已经认识到要对外实行开放，对内进行改革。邓小平在1978年9月18日听取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讲话、10月10日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10月11日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都讲了这个意思。
4．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
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等涉及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改革的尝试。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已经开始酝酿了。
1978年6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这次会议，要把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他还说：“提高管理水平的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财贸战线，同样存在于农业、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战线。这是目前整个经济工作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着重解决的迫切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
1978年7月28日，胡乔木在国务院召开的研究加快发展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问题的务虚会上作了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发言。当天，国务院务虚会简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究室胡乔木”署名刊登了这篇发言。接着，国务院研究室编印的内刊《调查和研究》第3期刊登了修改稿，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究室”。邓小平对此文非常赞赏，指示用胡乔木署名发表。按邓小平指示，《人民日报》1978年10月6日发表了胡乔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从第1版开始，转第2版、第3版一次登完。
胡乔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科学地总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唯意志论”盛行所造成的惨痛损失，针对当时重又冒出来的高指标、大口号等现象，强调经济工作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胡乔木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对怎样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胡乔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很多是长期视为禁区，人们噤若寒蝉的。胡乔木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是要按价值规律、按供求规律办事。他提出不但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且要重视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经济学，还要学习计量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要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他十分重视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提出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积极性。他指出，要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直接地结合起来，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能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国家计划的完成，关心企业经营的成果；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处理好有关个人物质利益的问题。他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中早已存在并且取得经济实效的公司组织形式，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胡乔木建议：实行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托拉斯），加强银行的作用。他还提出要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这些建议为改革开放制造了舆论，设计了路径，很快在经济工作中得到贯彻实施。
胡乔木此文还提出许多新观点、新主张，促使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胡乔木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将继续长期存在，在我国还需要大大发展；要严格进行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要运用价值规律来制定价格政策；要合理地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要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剪刀差，承认生产队的自主权；要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工资制度，恢复按技术高低、贡献大小定工资级别的制度，以及技术考核、定级升级的制度；要努力学习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极大地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不能用管理小生产的方法来管理社会主义大生产，也不能照搬管理政治、军事、文化的方法来管理经济；等等。胡乔木的这些主张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都逐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
胡乔木这篇重要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个口号在中国国内广泛传开。从10月9日至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到150多封来信，一致认为：这是一篇酣畅淋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好文章。它既清算了林彪、“四人帮”10多年对经济工作的破坏，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同时又找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指明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此文也引起国际瞩目，美国、日本等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认为，胡乔木此文在经济理论方面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邓小平指导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拨乱反正，推动了改革和开放的尝试，不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心转移作了思想准备，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四、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
1．酝酿和准备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把毛泽东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不论是正确的，还是过了时的，甚至是错误的，都要求人们无条件地遵照执行。其结果是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要前进，要走上新路，必须突破“两个凡是”的框框，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代呼唤人们拿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9月5日、19日、28日连续发表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的纪念文章，阐述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倡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指导拨乱反正的开展。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10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也提出这项任务。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复校的开学典礼上讲话，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号召全党认真研究党史，并编写出一本好的党史来”。当时所说的三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中共中央将编写党史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交给中共中央党校承担。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为了搞好党史教学和编好党史，1978年4月中旬，开展了一场全校范围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在这之前，胡耀邦就负责领导讨论稿的起草工作了。1977年7月22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座谈会并讲话，提出要成立一个高于其他教研室的党史研究室，要弄清三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9月21日、22日，中共中央党校领导连续召开两个半天会议，专门研究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门课的教学问题，胡耀邦就教学工作和如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胡耀邦讲：我们选编了近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本，是“最根本的定本，最根本的定论”。把这些原理真正搞懂了，分清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林彪、“四人帮”的谬论也就清楚了。他还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搞灵魂的东西、实质的东西，不要搞“条条玩条条，脑袋玩脑袋”的东西。毛主席在延安对教条主义挖苦得很厉害，说他们生吞活剥，当了一个外国的留声机。
关于党史教学和编党史本子的问题，胡耀邦讲，党的历史确实需要一个定本。叶帅和党内许多同志都希望搞出一本党史，呼声很高。我为此找过小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中央要我们设一个党史研究室，高于其他教研室。这件事要等开学以后再进行。我设想搞一个“从一声炮响到‘四人帮’垮台，六十年四十万字的本子”。但什么时候搞出来，中央没定，也没想清楚。他还说：党史前边的可能好写一点，50年代末60年代难写，九次、十次路线斗争更难写，难度更大一些。但是，我们总要有人向这个目标前进。他提出：“当前党史教学就是着重讨论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是写出个稿子来，当文章发表也可以”。对编写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重点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党史教学思路。根据胡耀邦讲话的精神，党史党建教研室正式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由金春明任组长，负责起草有关研究的学习材料。研究小组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最后形成了两个初步方案。一个是按校党委要求搞的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提纲；另一个是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因为刘少奇这次路线斗争实在讲不清楚。两个方案都是按照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基调写的，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基本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