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战线也积极行动起来。在胡乔木的提议和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8年2月20日至23日举行批判“两个估计”座谈会。胡乔木在医院中，会议由邓力群主持。文、史、哲、经、法等各学科专家、学者80余人与会。郭沫若给座谈会写了信，顾颉刚、侯外庐、邢方群送了书面发言，周扬、于光远、许涤新、冯至、黎澍、夏鼐、孙冶方、陈翰笙、吕叔湘、尹达、翁独健、吴世昌、刘大年、任继愈、蔡美彪、丁伟志、邢贲思、李泽厚等28人发言。座谈会深入批判“四人帮”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全盘否定十七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打击、迫害、摧残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妄图搞垮科研专业队伍、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罪行。与会者畅谈了迅速把哲学社会科学搞上去的决心，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解放思想，解决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紧迫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新华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座谈会愤怒批判“四人帮”破坏理论学术战线的罪行》为题作了详细报道。3月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还用两个整版发表了座谈会发言摘要。
工交战线也着重批判“四人帮”诬指工交战线的所谓“两个破坏”，对“四人帮”祸害工业交通进行了深入的揭发批判。
总之，自推倒“两个估计”以后，1977年冬至1978年春，各条战线结合自身特点，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极左理论及其严重危害，运动更加深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人们的思想进一步从禁锢中解放出来。
二、迎来科学的春天
1978年的春天，是一个思想活跃、生机勃勃的春天。
3月18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这是五届全国人大确定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以后，中国人民在新的长征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坐着轮椅带病出席会议，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非常重视这次讲话。2月底同起草的同志谈讲话的提纲，讲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第二个是关于又红又专；第三个是关于科学技术队伍；第四个是关于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3月17日，他又对讲话稿作了精心修改。
邓小平的讲话，第一次明确地把科学技术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应有的高度。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
讲话以拨乱反正的精神，透彻地分析和解决了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首先是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讲话坚定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讲话不仅引用100多年前马克思的论述，而且运用近30年来现代科学的革命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的事实，有力地说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接着，讲话提出并回答了科技工作者是不是劳动者的问题。指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在我国，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讲话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28年来科学技术队伍的成绩和进步，肯定许多人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表现出的很高的觉悟，肯定粉碎“四人帮”后这支队伍的革命热情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发努力的工作，他热情洋溢地说：“这样的队伍，多么难能可贵！这样的队伍，就整个说来，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讲话郑重提出，造就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讲话明确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对又红又专的正确理解和合理要求。讲话进而指出，既然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两个前提，“那末，我们要在短短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讲话如实地指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的落后状况，必须清醒地看到存在着很大差距，并深刻地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提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要求“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讲话还十分具体地阐述了科技队伍建设的方针、政策、办法以及研究所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邓小平讲话中许多精辟的论断，深入人心，对科技工作和人才培养、队伍建设，长远地起着指导作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顾毓琇称邓小平这篇讲话是“科技现代化的宣言”。
在这个会上，华国锋着重讲了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
重病中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科学的春天》为题，作了长篇书面发言。他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建设中国。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
郭沫若的发言充满着诗意和激情，他说：
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这次大会制定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表彰了科学技术战线上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奖励了优秀成果。它对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对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5586名代表。其中有优秀科技工作者，技术革新能手，科学种田模范，从事科学事业的干部，还包括当时健在的117名科学院学部委员。由中共中央召开这样一个规模盛大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大会，在我们党和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而采取的重大措施。这次大会极大地振奋了人民的精神，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会后，被解散了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恢复了，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制度恢复了。197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还批转了《关于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确定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研的重点。一个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中国。
三、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首先集中在对被“四人帮”搞乱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上。邓小平具体指导了这项工作。
1．关于按劳分配原则
在“文化大革命”中，按劳分配原则横遭批判。粉碎“四人帮”后，在按劳分配原则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邓小平复出后，在多次谈话中都讲到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强调这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在思想理论界，在胡乔木支持下，于光远主持召开了从北京地区到全国范围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几次研讨会。在此基础上，从1977年12月起，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一起着手起草关于按劳分配的论文。对这篇文章，邓小平看了两遍，具体指导了文章的起草和定稿。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
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第四部分还要好好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还有脑力劳动的问题，文章中讲得不够。生产力愈向前发展，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愈来愈多。当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还要搞体力劳动，将来还要保存手工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做菜烧饭是不是都变成自动化了？我不相信会完全变成自动化。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要把这一点强调一下。
邓小平要他们改好后再送他看一下，然后发表。
过了一个月，4月30日，邓小平又找胡乔木、邓力群，再谈文章的修改问题。邓小平说：今天找你们来，主要是谈按劳分配的文章。文章其他部分都可以了，最后一部分中讲到工资改革，有些话要说得活一点。工资级别一定要有，而且定级别一定要以技术为主。工人的工资是不是一定是八级，还可以考虑。上海在八级之外，又加了半级。不一定就是八级，改成十级，十二级都可以嘛！也许不需要搞上海那么多级。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还有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问题。
胡乔木插话说：文章再改一改，改后是不是再送给您看一下？先念同志已看过这篇文章，他的意见是可以发表了。
邓小平说：我不看了，不知先念同志有没有时间看。我看这篇文章可以了，你们稍微改一改，就送《人民日报》，可以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这篇文章改后再送请李先念审阅。李先念看了两遍，给予肯定，提了意见。5月5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还早六天。
文章针对“四人帮”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等错误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力地论证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而且是最终消灭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按劳分配是促进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根本不是什么“生产发展的障碍”；按劳分配原则是通过一定的劳动报酬形式实现的，在工资制度中，必须实行以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工资加奖励的方针，一方面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分配上的过分悬殊。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震动。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反对它，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人支持它。5月17日，汪东兴就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批评，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还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中宣部“把好关”。但是，更多的人支持和响应这篇文章。7月22日，李先念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说：“真正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是“现在最关紧要的两条”之一。胡乔木也未予理睬，仍然到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按劳分配的讲话。
2．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商品货币理论，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思想理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撰写的文章《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文章批驳了“四人帮”的谬论，从思想理论上扫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障碍。文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本质的不同，有力地论证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文章联系实际，分析了必须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客观依据，并从宏观上提出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战略。文章指出：“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