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11月22日在邓小平的报告上写了批语：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
过了一天，毛泽东改变想法，又给邓小平写信：
小平同志：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三日
4．“打招呼”会议动员“反击右倾翻案风”
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130多人。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宣读之后，邓小平作了几点说明。主要是：（1）“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2）毛主席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党的基本路线，有一种提法，说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这是不正确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他两项是目。（3）要正确对待新生事物，应该支持和肯定，不要指手划脚，教育界和各行各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4）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青年干部，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不对。最后，清华这场大辩论很快要扩大到全国，至少扩大到教育、文化领域。
毛泽东指示召开这次会议，除了给老同志“打个招呼”，让他们转弯子，避免再“犯错误”以外，也有让邓小平就此机会当众做个检查的意思。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知》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情况报告中央。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传达和讨论，在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中进行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从此，全国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持续了九个月的整顿为之中断。
1975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政治路线问题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确实存在矛盾和分歧。
其一，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确实是在总体保持“文化大革命”外壳的情况下，从工交、文艺、科技、军队等方面，局部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发展下去，势必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毛泽东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到11月中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时，毛泽东还希望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但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由此，矛盾不可调和。
其二，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既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又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大局”，从而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据此，“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其实，邓小平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他在主持1975年整顿中，突出地抓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和破坏活动，促使安定团结的实现和把生产搞上去。他甚至对本应允许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些表现，也进行了批评。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经济建设，他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支持为此而作出的整顿措施，进行的种种努力。问题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否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以阶级斗争为纲”背离了八大的路线，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其三，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一样。
毛泽东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纯和公，而不大注重社会主义的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或容许存在的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不是致力于促进其得到应有的发展，而是强调进行限制。对按劳分配也不是促使其充分实现并臻于完善，而是着眼于限制。“四人帮”则把它推到极端，在上层建筑领域鼓吹“全面专政”论，在经济领域把商品经济、按劳分配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加以反对，把发展生产力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邓小平则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后来，他更进一步指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搞平均主义也不行。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没有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或社会主义社会容许存在或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或限制；也没有把一些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做到的东西，当作现实的社会主义必须做到的来要求。
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注定了“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一个不愿其发生而又无力避免的悲剧。
5．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特殊的“检讨”
在全国党政军高层领导中传达讨论《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同时，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议场景十分奇特。主持者就是被批判者。邓小平到场宣布“开会”以后，就像一尊铜像一般，稳稳地坐在那里，不言，不动，一任“四人帮”一伙大张挞伐，诬蔑攻击。时间到了，说声“散会”，若无其事，离席而去。
邓小平这时仍然牵挂着重病中的总理，关心总理的病情，不断听取医疗组的汇报，安排治疗事宜。重病中的总理，也为处在批判狂潮中的老战友担心。他特意把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道：“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回答总理：“永远不会！”总理听了，说：“那我就放心了！”面对凶险的政治风浪，他们坚如磐石，义无反顾。
12月20日晚上，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他没有预先写好稿子，要说的话早已久久萦回心中，好在存有会议记录，使我们得以知道邓小平这一篇充满政治智慧、坚持原则立场的“检讨”是怎样讲的。
照例，他先表示感谢，“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并说“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接着“谈谈我的思想状态”，也就是他这次所作的“检讨”。他说——
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着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
邓小平在“检讨”中谈到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等问题。
邓小平“检查”原因，坦诚地说——
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当天会后，邓小平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他在会上所作“检讨”的记录。信是这样的：主席：在今（20日）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该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显而易见，邓小平的这篇发言是申辩而并没有检讨，用谈思想状态的方式对1975年整顿作了回顾和肯定，通过检查原因，委婉地表明了对毛泽东批评的异议，说明了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存在的原则分歧。
在毛泽东那里，邓小平的这篇发言当然无法通过。毛泽东没有批示，从此，邓小平也再没有“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很快就在全中国开展起来了。
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成运动
1．“四人帮”处心积虑作准备
毛泽东就刘冰来信作出错误判断，批评了邓小平和刘冰等人以后，“四人帮”认为反攻倒算的时机到了，立即加以利用，力图搞成一场整垮邓小平的政治运动。在打招呼会议前后，“四人帮”一伙处心积虑进行各种准备。
在北京，谢静宜、迟群秉承江青的旨意，将周荣鑫的一些讲话汇编成《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种材料，印刷2万册公开散发，供批判。
同时，“四人帮”指使他们的亲信给毛泽东写信诬告，制造到处都在刮“右倾翻案风”的印象。10月1日，原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诬告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10月20日，教育部林××给毛泽东写信，诬告教育部长周荣鑫“搞宗派”，“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等；12月8日，原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柳忠阳给毛泽东写信，诬告胡耀邦等同志到中国科学院后刮起了所谓“右倾翻案风”。迟群还指使他安插在教育部的亲信通宵达旦地偷抄国家机密，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