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作出“批示”以后，对《论总纲》的写作经过和政治责任进行了清查、追究。一时之间，形成巨大的政治高压。邓力群在政研室的会议上主动表示：《论总纲》这篇文章是由他负责并口授写成的。起草过程中再没有就文章的内容同胡乔木交换过意见。三次稿子中的每个观点、每个提法和每句话，都由他一个人负全部责任。参加写这篇文章的同志对此不负任何政治责任。1976年2月29日，邓力群写信给华国锋，同样承担全部责任。在批判的高潮中，邓力群仍然毫不含糊地说，这篇文章的每个观点、每个提法、每句话到每个标点，都由我负全部责任。并拿起笔来，当众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大标题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画下来，签上名字：“邓力群”。
胡乔木也承担责任，负责地说明：“写作此文并非邓小平所布置，完全出于我自己的主动，是我布置邓力群他们写这篇文章。”
从1976年4月起，“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把《论总纲》和《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这三个文件诬蔑为“三株大毒草”进行公开批判。由于邓力群、胡乔木都把责任承担起来，“四人帮”无法把此文同邓小平直接挂钩，在公开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时，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题目之下，署上的名字即为邓力群。他们给《论总纲》安上“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等罪名。还说什么《论总纲》是“文拳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是“武拳头”；《论总纲》是“主体”，《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是“两翼”。他们不仅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竭力诋毁，而且还编了三本小册子，由张春桥、姚文元改定“前言”，于8月印了几千万册，向全国发行。他们称这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图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发动对“三株大毒草”的“围剿”，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制造舆论。
然而，历史却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开了一个大玩笑。本来还没有来得及同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见面的《论总纲》等三个文件，却通过这种特殊方式走到了人民中间。如果说，人们从1975年实践中已经感觉到、体会到邓小平的正确，那么，恰恰是在“批邓”的高潮中，人们又从《论总纲》和《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这所谓“三株大毒草”，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提出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真正代表科学社会主义，而发动“反击”和“围剿”的“四人帮”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如果说，1976年4月的四五运动为10月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那么对“三株大毒草”的“大批判”则同发动者的愿望完全相反，反而从思想上、理论上加强和巩固了这个基础，加快了“四人帮”的灭亡。
如上所述，《论总纲》实际上还是一个正在修改中的未定稿，当时并没有送给邓小平看。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才看到。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对《论总纲》作了评论。邓小平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我确实是在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
二十一、1975年整顿的显著成效及其原因
1975年整顿进行不过八九个月，成效十分显著。
通过整顿，“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动乱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军队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开始实施缩编方案，步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轨道。通过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干部，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大批被长期关押、审查的老干部获得解放，不少人重新分配了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地、县，直到基层单位的各级领导，经过调整充实，逐步克服了软、懒、散的状态。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除个别地区以外，全国各地武斗停了下来。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不少电影、戏剧、文学作品被解禁，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逐步活跃起来。农村政策的稳定和放宽，使得农副业生产和社队企业得到发展。整顿交通，改变了拥挤、争抢的混乱状况。总之，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全国上下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景象。
用经济建设的成就来衡量和检验，1975年整顿成就辉煌。
整顿使工业交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比1974年增长11.9%。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国防科技取得了“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指1975年下半年连续成功地发射了包括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内的三颗人造卫星）。财政收入815.6亿元，比1974年增长32.5亿元。整顿使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
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最后一年。对照调整后的“四五”计划纲要（修正草案）检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均已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总产值“四五”计划规定1975年达到1230亿元，实际达到1260亿元，完成104.5%，比1970年增长19.1%，平均每年增长3.6%。四种主要农产品中粮食超过指标，完成103.5%，平均每年增长160亿斤；生猪、水产品达到指标，棉花产量计划规定为5000万担，1973年曾经达到5124万担，提前实现“四五”指标，1975年因灾减产，完成95.2%。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比规定指标3200亿元略为超过，同1970年比较，五年增长了53.9%，平均每年增长9%。列入计划的41种主要工业产品，20种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7种接近完成计划，14种没有完成计划。其中原煤完成109.5%，原油完成110.1%，发电量完成103.1%，棉纱完成96.8%。钢产量计划规定为3000万吨，只完成了79.7%，铁路货运量完成98.7%。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下限的101.6%。财政收入完成98%。“四五”期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有2579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有700多个。其中包括：全长902公里的湘黔铁路，全长800公里的焦枝铁路，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大港油田，刘家峡水电站等。这大大增加了生产能力，进一步改变了生产布局。“四五”期间，地方中小工业也有了蓬勃发展；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队企业在一些地区开始兴起。“四五”期间，航天事业取得进展，成功地发射了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和返回式人造卫星，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洲际火箭首次试飞基本成功。农业科学上育成了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并在南方13个省、市、自治区试种。确定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案开始实施，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等一批重点工程开始施工建设，对外开放迈出了步子。
在当时的条件下，“四五”计划能够基本完成，经济建设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四五”计划开头，由于计划指标过高，加上林彪一伙破坏，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经过周恩来主持工作进行调整，才把“三个突破”和“一个窟窿”造成的严重后果弥补起来；正当国民经济发展开始重新步入正常轨道之时，“四人帮”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又来搞乱全局。批林批孔运动引起社会动荡，经济秩序又被破坏，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倒退。经过1975年雷厉风行的整顿，“四五”计划才得以基本完成。
事实说明，1975年整顿使我国国民经济摆脱了因批林批孔运动而造成的停滞倒退局面，又走向恢复和发展。邓小平也因领导整顿给动乱的中国带来安定、生机和希望而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
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只用了短短八九个月时间，就把中国从持续九年的动乱中初步解脱出来，逐渐恢复正常，并开始改革开放，准备加快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赞叹不绝的篇章。
1975年整顿何以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呢？
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来领导整顿。这是1975年整顿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
1975年整顿是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为因由来进行和展开的。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1975年整顿。各方面的整顿，也都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的。其中铁路、钢铁、国防科技和党的整顿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提出，报告毛泽东，得到同意、批准后进行的；军队整顿、文艺调整，则是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积极贯彻落实的。在整顿进行过程中，围绕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展开的斗争，邓小平同江青一伙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他巧妙地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变被动为主动，有力地推动了整顿的发展。在领导各方面整顿中，邓小平纯熟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在论述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时，邓小平从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时的“整顿三风”，讲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阐述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当前实际，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最近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他还明确要求撰写阐述毛泽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请示毛泽东允许发表《论十大关系》，以指导当前的整顿，反复强调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批评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和割裂。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的1975年，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整顿，既是取得毛泽东信任、支持，保证整顿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动员干部、群众，排除“四人帮”干扰、阻挠的有力武器。
第二，反映群众愿望，紧紧依靠群众。1975年整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要求，同时又是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的。经历九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以及长期低水平生活的困顿以后，全国上下，久乱思治，久贫思富。毛泽东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重申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号召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得到全党全国的拥护和响应。而从铁路整顿开始，整顿的展开，采取了直接诉诸群众的办法。中央文件一竿子到底、直接传达到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用中央文件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非依靠群众不成。邓小平说：“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那种坚持闹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吗？省委他怕吗？市委以及公司、厂矿的领导，对他来说就更不在话下。可是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
总之，无论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调整领导班子，转变领导作风，落实党的政策，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成生产任务，都依靠群众来进行、来完成。许多老大难问题的解决，以至整个1975年整顿的胜利，都是中央和地方、领导与群众很好地结合的结果，都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第三，抓住主要矛盾，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这是邓小平领导整顿迅速见效的重要经验。
一是抓住要害。邓小平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看得很准。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社会动乱，其要害是资产阶级派性。而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由于少数坏头头篡夺了领导权，而党委领导班子怕字当头，“软、懒、散”。他提出着重抓批派性和调班子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要害问题，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的确是抓住了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