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了。华国锋顺乎党心民意，主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按三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政治局的决定，正式决定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首先对怎样对待复出工作表态：
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邓小平讲话的重点是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完整地、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邓小平还指出：
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种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邓小平的论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心愿。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向全国和世界公布了邓小平复出的决定。
一个星期以后，邓小平公开亮相。那是7月30日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闭幕式前是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决赛。当邓小平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八万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
外国记者迅速报道邓小平这次公开亮相。日本共同社记者写道：
邓副主席在群众面前露面是去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第一次。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辱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
比赛中间休息十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又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十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注视约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面前露面的邓先生一举一动的繁忙之夜。
就这样，邓小平再一次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谱写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二、邓小平两次复出进程的比较
从以上关于华国锋对待邓小平复出的态度和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经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华国锋确实采取了“等一等”、“往后拖”的办法，但并不是久拖不决，也没有蓄意阻挠，而是要尽量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这里，把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进程同第二次复出的进程对比一下，对问题的认识是有帮助的。
先来看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这次复出，从1972年8月毛泽东批示启动，到1973年3月恢复工作、4月公开露面，经过七八个月。具体过程是：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的信批示，指出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区别。讲了邓的四点好处：一、中央苏区挨整，是所谓毛派头子。二、没有历史问题。三、打仗得力，有战功。四、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个批示，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第二天，8月15日，周恩来即在政治局传达。此后三四个月未见下文。12月18日，周总理利用毛泽东指示应让谭震林“回来”的机会，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传达这个指示精神的同时，提出要纪、汪二人考虑一下邓小平要求做点工作的问题，说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日还约纪、汪二人谈话。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1973年2月22日，邓一家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央发出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的决定。4月12日在欢迎西哈努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
再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这次复出，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职务，经过八九个月。具体过程：1977年一月政治局会议华国锋提出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政治局决定“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977年5月3日，把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信和1976年10月10日信转发至县团级。5月上旬，邓小平得知马上要出来工作，而且还做大官。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职务。7月30日晚，邓小平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看足球比赛，公开亮相。
两次复出比较，第三次复出的时间比第二次复出相差仅一个多月。
三、对华国锋在对待和处理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评价
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的方针是邓小平的问题要解决，但要等待时机成熟，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没有什么不对。粉碎“四人帮”后不能“马上”出来，要晚一点，是稳妥的。对“尽快”的要求，华采取“拖”的办法，从原则上讲，无可厚非。但跟当时的党心民意，确实是不一致的，说不符合党心民意，甚至说有违党心民意，也不为过。至于具体时机的选择，见仁见智，也难专必。按个人浅见：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陈云、王震等提出让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那时华国锋如顺势完成这件大事，是最佳时机。但受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华没有在这时作出决断，还是继续做让邓小平复出的准备，虽然不能说不积极——收到邓4月10日信后，即给回复，提出修改意见（可见准备向党内发的）。华得到邓4月14日修改情况的回信后，当天就批示，要汪东兴将来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确定印发范围”。并委派汪东兴、李鑫去同邓谈。邓拒绝按要求修改，华和中央政治局也没有为难邓，还是于5月3日将邓两信印发全党。5月24日邓小平与王震、邓力群谈话，就说马上要出来工作，还是做大官；7月正式复出——但还是延迟了。所以，说华在邓复出的问题上“拖延”，无论从华的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也不是华个人的专断，都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必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
同时应该看到，华国锋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的。对于两个“凡是”的错误，华国锋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他先对当初提出“凡是”的缘由和指导思想作了解释：“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接着，华国锋作自我批评说：“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说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二月七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虽然华国锋的检讨不够深刻，但应该说，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负责任的。
（2009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