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国锋对待邓小平复出的态度和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经过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逝世。8月30日，新华社发表《华国锋同志生平》，对他70年革命生涯作出全面评价，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肯定随后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的工作。
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个历史事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华国锋同志生平》写道——
同年（1976）10月，他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对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期间的工作，《生平》也作了肯定性的评价——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的生活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既然已经做出了如此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什么还要谈华国锋的评价问题呢？这是因为，在华国锋评价的问题上实际上还有一个虽不影响全局却也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华国锋是否有意阻挠邓小平复出？
我们进行了一些研究，对这个问题试作初步回答。
应该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也为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职务，重新出来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既然“四人帮”已经被打倒，那么，被“四人帮”打倒的邓小平，理所当然地要恢复工作。邓小平复出，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而且是民心、党心、军心之所向。
怎样对待和处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可供选择的办法有三种：第一种是让邓小平马上复出，再一种是尽快让邓小平复出，第三种是等一等，等条件成熟再解决。华国锋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
回顾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处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过程，大致经历四个阶段。
（一）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之前：华国锋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在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想什么、做什么和是怎样做的。
粉碎“四人帮”后第二天，10月7日，叶剑英即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以后叶剑英又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出：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示同意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其他与会人员没有发表意见。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华还是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而采取等一等再说的办法。
这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
1976年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叶剑英获悉后，随即向301医院副院长蒲荣钦了解情况，并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12月10日晚，邓小平住进301医院。为确保安全和疗效，301医院把邓所住病房所在的南楼五层全层腾出专用。301医院立即采取紧急医疗措施，缓解病情，减轻痛苦。12月12日和13日，301医院约请泌尿专业权威吴阶平与本院泌尿科主任许殿乙、副主任李炎唐、内科主任曾诚富等一起会诊，建议进行手术治疗，并提出了手术方案。12月16日，华国锋即批示同意。
在这之前，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很快，中央办公厅就把中共中央于12月10日发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送到邓小平病房。邓小平接到文件，很高兴。看完后说：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
在邓小平住院期间，中办还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起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华国锋并不是没有主见的人。对当时形势、对全局，有他的判断；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有他的考虑。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他对邓小平复出的疑虑和打算和盘托出。
华国锋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邓小平可能要上台，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邓翻案，会带来问题。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吴德的讲话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又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当时这样的决策是对的。
华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
还说：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对于华国锋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解决办法，叶剑英也是赞成的。
熊向晖和许多老同志，都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他跟叶帅讲了大家的这份心情。叶帅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帅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从1977年1月开始日益高涨。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1月6日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出现了花圈和悼念的诗文。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刷出特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全国各地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大标语。人民群众通过集会、演讲、刷大标语、写诗词、写大字报等形式，声讨“四人帮”，怀念周总理，肯定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成绩，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这时，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世友等一批老同志，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华国锋和党中央提出，要尽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华国锋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尽快”让邓小平复出。
不过，邓小平的待遇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在叶剑英的安排下，邓小平和全家一起，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的25号楼。这当然不会是叶帅个人的行动。
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部删除；现在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让大家看了，知道毛泽东赞扬过邓小平。可见，华国锋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
与此同时，中央对邓小平与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关系等问题正进行复查，以便澄清事实，推倒“四人帮”强加给邓小平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邓小平复出铺平道路。
同时应该看到，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平反的这股强劲潮流固然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但是，华国锋当时却未能完全顺应这股历史的潮流，反而用“两个凡是”予以回应。这样，他就陷入了被动。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华国锋并非不同意邓小平复出，但又心存种种顾虑，可以说，处于犹豫徘徊、等待时机的状态。
（二）三月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听取党内外的呼声，脱离徘徊状态，领导中央政治局做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决定。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华国锋主持召开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会前，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华的报告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尽快平反。华国锋均未采纳。他还是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行事。会议开始，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希望各组讨论时，对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个敏感问题，不要触及。华国锋报告中还批评那些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指责有极少数同志政治上动摇。还说，赫鲁晓夫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我们要接受教训。
尽管如此，陈云、王震等老革命家还是冲破华国锋设置的禁区，尖锐地触及这两个敏感问题。
3月13日上午，陈云来到他参加的西南组，并作了书面发言。陈云的这份发言，是陈云经反复考虑，先同胡乔木商量，后在耿飚家里征求了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的意见才提出来的。对“天安门事件”，陈云提出四点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
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
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
四、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明确指出：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发言说：
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七五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公开、明确的支持。但是，在汪东兴的授意下，他们的发言未能登上简报。不过，由于陈云以及王震在党内的威望，特别是他们的发言，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所以，还是在会内会外传开，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党内外的呼声，华国锋非常重视。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认识，同陈云、王震为代表的党内的呼声，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只是在时机的具体把握上认识不同。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回应党内外的呼声。华国锋在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五运动”中，“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这些话的同时，明确指出：
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