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引日记，足见向川滇黔边发展的方针是政治局在大河滩开会决定的。当年中央领导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陈昌奉、吴洁清、魏国禄、范金标等在现场察看、回忆、座谈时，也都认定在大河滩中央开了会。这些都为军委电报所说“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是举行会议作出的判断提供了佐证。
有关这次会议，笔者提出有待进一步查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会议时间、地点问题。拙文以为会议时间是2月6日至7日，会议地点从石坎子到大河滩。这一看法从何而来？因为林、赵二人“2月7日”记都说是“昨天”中央在大河滩开过会议，照常理，“2月7日”绝不会记错，“昨天”也不会误记。然而现存电报等材料说明，2月6日中央纵队在石坎子，在大河滩开会、发出决定的时间是7日。这个矛盾怎样解释？说日记记载误差一天很难令人信服。倘若改变一个思路，将地点问题暂置一边，看看按林、赵日记会议从6日开始，有没有可能呢？经查，2月6日1时朱德命令红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的电文开头说：“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可见5日至6日子夜，中央对回兵黔北即已在酝酿之中，那么，6日到石坎子后即正式讨论是可能的。如是，则可以认为这次会议从6日在石坎子开起，7日在大河滩开完。林、赵日记对这次会议的记载是听传达后记下来的，只记下主要地点是可能的。再者，按照张闻天的习惯，如果2月6日没有重要会议，则2月5日会议对中央苏区问题的“决议”6日就应发出，实际并未如此，也是6日有重要会议的一个佐证。上述分析是否有道理，供研究讨论。
四、关于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四、关于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这是近几年来随着重要历史文献的发现而提出和解决了的问题。张子明同志对此表示怀疑，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些发现。
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形成过程，陈云的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决定……（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个传达提纲的发现，说明《遵义会议决议》成文时间只能是在1935年1月17日会议结束以后，原来诸说，如“1月8日”说（《六大以来》）、“1月17日”说（《遵义会议文献》）和“遵义会议通过”说（《中共党史大事年表》），都不能成立。那么究竟何时通过的呢？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从馆藏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印有“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油印稿。《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发表殷子贤、史纪辛的文章，披露了这一新的重要发现并作了考证、指出这份油印稿经技术鉴定确是1935年印制的文件正本，是目前发现的《遵义会议决议》最早的、最可靠的版本，所标时间是准确的。文章论定：“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附近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决议》。”
余下的问题是会议的确切地点。2月7日19时朱德致各军团首长电关于“明8号行动”，明确“军委纵队经大河滩进至院子地域”。2月9日朱德致五军团首长电中提到“军委驻地（院子）”，“今9日决集结扎西”，已令“军委纵队开扎西附近”。由此可见，中央纵队8日是在院子，因而可以断定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在院子举行的。
五、关于2月9日党中央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的重要会议
原本称为“扎西会议”，因而在威信建立了扎西会议纪念馆，将江西会馆原址确定为“扎西会议会址”的，主要是指2月9日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谁也没有将它同2月10日军委纵队的党员干部会议混为一谈，张子明同志用2月10日的党员干部会来否定2月9日中央的重要会议是不对的。
认为2月9日党中央在扎西镇召开了重要会议的依据何在呢？
其一，2月10日2时以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颁发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从长征中历次缩编、整编的决策过程来看，这样重大的问题都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讨论决定的。
其二，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中提到：“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关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2月11日“中央及军委”致湘鄂川黔省委及二、六军团负责同志的电报，就是对“决议”这一要求的落实措施。这个电报中对战略问题的指示、对军事组织领导的决定，同2月5日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的指示属同一规格，这个电报又是以“中央及军委”名义发出的，没有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讨论是无法决定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时间只可能在2月9日或10日。而10日上午9时起即召开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报告，并进行讨论。同一天，还召开了留下组建游击纵队的干部会议，周恩来到会作动员报告。一般说来10日没有时间开政治局会议，故11日中央及军委此电应是9日会上讨论的精神和作出的决定。
其三，不少老同志回忆党中央在扎西镇开了重要会议。谢振华在《扎西整编前后》一文中回忆：“2月9日，中央纵队同一、三、五、九军团分别进驻扎西及其附近地域，党中央在扎西镇召开了重要会议。”吕黎平回忆：“……总部就住在一个庙子里。在扎西住了两三天，中央在那里召开了一个会，开会的时间不长，也就是那么一天至一天半。参加会议的人员跟遵义的规模差不多，政治局委员、军委和军团的负责人能来的都来了……扎西会议的性质，我认为还是叫政治局扩大会议比较适宜。”李质忠说：“扎西开会的事是肯定的，但是什么性质的会议我不清楚。我认为叫政治局的会议比较恰当。”刘英回忆：“……到了扎西那个地方，住的时间不太长，只有两三天。中央在那里是开了个会的，但是政治局会议还是扩大会我记不准确，会议是洛甫主持的。”陈昌奉、吴洁清、魏国禄、范金标等也都肯定中央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又称江西庙）开了会，有的认为会议性质是军委扩大会，说中央、军委能够到的都参加了。
上述三方面的材料说明：2月9日党中央及军委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开了重要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缩编问题和红二、六军团战略方针与组织问题，分别作出决定。需要进一步查考、研究的是会议性质问题。有三种意见：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军委扩大会议。笔者认为，这时各军团集结扎西及附近地域，大部分军团的首长可以与会；给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六军团负责同志的电报又是由“中央及军委”联名发出的，所以这次会议可以认为是政治局扩大会议。
六、关于扎西会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张子明同志否定扎西会议的存在，有两个理由对于研究工作说来是带有全局性的。一个属于对当时决策机制的总体分析，一个属于对文献、资料的鉴别与运用。笔者以为有必要在这里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