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流动程度的大小，可将农民工划分为三个群体：第一类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即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大多是举家外出，市民化意愿和能力都比较强；第二类是常年在城市打工，但又具有一定流动性（主要是春节返乡）的农民工，以新生代为主，在城里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居住地，市民化意愿较强但市民化能力较弱；第三类农民工是间歇性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或务工、务农并重，市民化意愿和能力都比较弱。
对第一类农民工而言，除了收入需求以外，更多地要求获得尊重、要求公平对待、要求平等权益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等。这一群体对在就业地落户、获取社会保障、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享受公共医疗服务、享有更多公民权利有较高要求，对农村的土地依赖性相对较小。第二类农民工是目前中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渴望稳定、较高水平的收入，同时对稳定的居住场所、公共医疗服务、文化服务、计生服务、就业服务、工伤和医疗保险等也有较强的需求，对远期的养老保险服务需求意愿较弱。
这一类农民工尽管不以土地为生，但对土地仍有较强的依赖性。对第三类农民工而言，获得应得的劳动报酬是其基本需求，由于这类农民工的素质相对较低，外出具有一定盲目性，对就业信息服务、维权服务有较强的需求。
总的来看，当前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的主要压力有：当人口持续向城市地区集聚，如果城市各项配套不完善或配套新增速度，跟不上人口需求速度，势必引发诸如就业、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环卫、治安等方面的紧张。实质上，这种由于新增城市人口规模过大带来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的现象就是“人口超载”，直接导致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严重超载，影响到城市的健康发展。
城市提供新增就业岗位压力加大
农村地区不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到城市寻求新的就业机会，这就要求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能够积极吸纳这部分新增人口促进人口与产业的匹配。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就业岗位不足从根本上导致了人口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今后东部城市产业高端化趋势明显，中西部地区城市转型升级加快，积极吸纳新增城市人口就业对于各地区既面临总量压力也面临结构压力。
城市管理与社会事业配套的压力加大
客观上来说，新增城市人口会增加城市管理与社会事业配套的压力。
人口服务方面的工作量加大也将增加城市社会管理的难度，尤其是加大城市计生保健、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安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人口承载压力。
城市基础设施的人口承载压力加大
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城镇集聚，从事生产、消费、交换等经济社会活动，这对城市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承载力要求。城市人口被承载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能源设施、供排水设施、综合交通设施、邮电通信设施、环保绿化设施、防灾设施，以及社会事业领域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社会福利等配套设施。未来城镇各项基础设施的改造及新扩建任务愈加艰巨。
城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压力加大
城市人口数量增加需要相应的生态足迹供给，对城市空气质量、水环境、声环境、土壤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等带来承载压力。显然，在更加注重城镇化环境质量的时代背景下，为抵消城镇化所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未来城镇化对城市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污染的综合治理、城市生态文明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业领域固化，教育培训缺乏
制造业和建筑业仍然是目前流动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其中制造业更是以绝对的比重成为了流动人口就业最重要最集中的行业，但近年来流动人口在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
从事制造业的流动人口比重最高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制造业是吸收流动人口就业最重要的行业之一，流动人口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制造业就业的农业流动人口占农村转移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左右。总的来看，一是制造业是吸纳流动人口就业的最重要行业。据相关调查显示，吸纳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39.6%）、批发零售业（17.9%）、住宿餐饮业（10.0%）、社会服务业（8.8%）、建筑业（5.8%），五个行业合计达82.1%。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中，乡-城流动人口占92.4%，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二是流动人口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从业比例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差异明显，东部地区为43.8%，中部为8.6%，西部为9.9%。三是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普遍只接受过基本义务教育。制造业从业的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低于全体就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9.6年）。只有26.9%的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接受过高中、中专及以上教育。
四是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制造业就业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58.2小时，远高于每周40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在低端制造业中，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更长，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每周工作时间长达62.8小时，意味着其单位时间收入更低。
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的技能培训不足
一是劳动技能整体偏低，超过八成没有任何职称。在制造业就业的流动人口中，81.8%没有任何职称，有职称的仅为18.2%。拥有职称的被访者中，25.0%并没有获得企业或政府部门的规范认证；所拥有的职称层次较低，主要集中为初级工和中级工。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只有3.4%。流动人口拥有职称的比例低，一方面说明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的劳动技能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和相关部门对流动人口专业技能水平的评估机制尚未完善。
二是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接受培训比例低。就业培训可在短期内有针对性地提高流动人口的工作技能，但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中仅有21.7%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提供的工作技能培训。高端制造业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比例稍高于低端制造业，但最高也仅为29.3%。值得关注的是，在接受过培训的流动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在2010年受到培训的。该数据表明，近年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得到了加强。外向型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的就业比重稳步上升。
金融危机后，流动人口就业从制造业向城市服务业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上年下降2.6个百分点，建筑业、批零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等均有所增长。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加强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机构、就业方式都将继续发生变化，农民工仍将继续流向工业和建筑业，但餐饮、娱乐、新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正在成为更多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选择。
收入回报不高，经济贡献很大
低廉的劳动力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流动人口工资收入长期以来处于偏低的水平，尽管近几年其收入水平有所增长，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同时消费支出压力大。
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总体偏低
流动人口收入构成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工资收入。与城镇职工相比，大多数流动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流动人口所从事行业的集中性和职业分布的低端性，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2004年之前的12年中，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与当地年均20%以上的GDP增长速度相比，工资水平几乎原地踏步，说明农民工未能很好地分享企业效益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
另外，流动人口的劳动强度较大。由于流动人口较多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就业，从而决定了他们要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换来一定的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天，而根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被调查流动人口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9.54小时，平均每月休息天数为3.38天，由此他们平均每天超时劳动1.54个小时，且每个月比正常规定少休息半天左右。这样的调查结果一方面说明流动人口超时劳动且休息权利等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劳动强度仍然较大；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相关法规政策执行不力，政府以及权力机构责权不到位的问题，因此，如何加强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度与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将会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需要加以努力的方向之一。
流动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很大
随着城市流动人口规模的激增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出现，流动人口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对城市流动人口的限制和排斥，到如今对流动人口权益的保护，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成为城市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流动人口为城市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力地支援了城市建设；二是拓宽了城市的就业途径和就业范围；三是弥补岗位空缺、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四是支持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五是从城市发展历史来看，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城市数量的增长与工业的进步和大量流动人口的迁入息息相关。
低收入阶层入不敷出问题严重，流动人口家庭抗风险能力弱
一是流动人口的储蓄倾向明显高于城镇居民。流动人口中等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流动人口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为65.3%，城镇居民的这一数据为74%。该数据说明，与城镇居民相比，流动人口更担心未来生活的风险，储蓄倾向更强。二是流动人口增加的收入没有转向消费，食品支出比重增大。三是低收入阶层比重过大，入不敷出情况严重。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指出，4.5%的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低于500元，27.0%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20%的最低收入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比为1∶1.12（即入不敷出）。
各行业收入增幅差别明显，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一是行业集中度高，以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指出，流动人口在工资水平排名前五位的行业中就业的比例为21.8%，其中批发零售业17.9%；在工资水平排名后五位的行业中就业的比例为60.6%，其中制造业39.6%。批发零售业的工资水平为3274元，制造业为2196元。
二是职业间工资增幅差异较大。近年来服务业人员工资增幅较大，生产和运输工人工资增幅不高。生产和运输工人工资增幅不高的原因是劳动技能偏低，管理部门缺乏针对流动人口职业认证体系，没有建立稳定的工资增长机制。
三是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2010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监测调查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月平均工资水平为2600元，中部为2363元，西部为2142元，东部显着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上半年相比，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增加510元、471元、534元，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
流动人口融入城市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流动人口流量、流向、结构和群体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其融入城市的问题日益凸显。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意愿、过程、结果折射出他们在流入地的生存环境，昭示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人群能否享受公平、公正的待遇，体现了中国“以人为本”的管理服务理念是否落实到位。因此，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不是个体问题，而是社会现象，反映了一种利益关系、社会资源分配的规则和秩序，涉及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流入地的经济结构及居民的态度和行为、流动者的社会经济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是社会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就业问题
“就业和收入是生存之本”，就业权是劳动权实现的前提，是劳动权的直接体现，也是城镇流动人口所有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是维持其工作生活的根本保障。但由于城镇中许多制度设置不公平，法规不完善或缺位，维权组织缺失以及流动人口自身素质较低等因素，使得城镇流动人口在城镇社会中处于较低的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
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途径
国家统计局《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度全国广义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占62%；在本乡镇以内从业六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9925万人，占38%。
外出打工的比重高于本地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比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