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山汉族，1927年出生，陕西省米脂县人。1945年1月参加革命。
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任宁夏省工业厅企业公司南关面粉厂厂长。1954年9月，任银川地委工交政治部副部长兼专署工交科科长。
1958年，任自治区工业局副局长。1969年，任自治区工业局局长。1971年3月，任自治区轻工业局局长。1981年8月，任自治区石化局副局长。1982年，任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1993年7月离休。
我是陕北米脂县人，于1940年考入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学习。
1943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我们米脂中学也参加了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我对党的历史、党的性质、党的宗旨有了初步了解，也学习到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这可以说是我树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起步。整风运动后，我们班的其他同学都分配了工作。1945年1月，我们6个人被送到延安大学学习，这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事情，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当时，延安大学的条件很艰苦，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没有课本，只能露天上课，听报告就在大礼堂。教学中采取讨论、写心得等学习方法，对我们来说很新鲜。我在延安大学上的第一堂政治课就是社会发展简史，老师讲得非常生动，他将人类起源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阐述，我们听得很有兴趣，认识到人类社会最终会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后来还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使我进一步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46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高治芬、唐金榜，入党誓词到现在也忘不了。
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延安大学搬迁到山西临汾。这期间，我参加了“三查”运动和土改运动，还参加了向陕甘宁边区运粮食的行动，我担任了中阳转运站的站长。那时，陕北的老百姓生活非常困难，有的人身体出现了浮肿现象，但他们非常支持人民解放军，把粮食节省下来给解放军吃。中央非常关心陕北人民的疾苦，决定从晋北向陕北老百姓运口粮。这可是千里运粮啊，都是人背肩挑，动员了大量的民工，一站一站接着往过运。延安收复后，我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工业合作社办事处，管工业合作社的事情。吴生秀是我们的主任。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我被分配到西安军政委员会军管会企业处（后来的西北工业部）人事处工作。那时干部很缺，接收培训青年学生及干部，培训一个月就分配参加工作了。兰州解放后，十九兵团挺进宁夏，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从西安派一些干部到宁夏负责接收工业工作，并决定先期派一个6个人的先遣队，先遣队由唐杰同志带队，队员里有我和李彦世。在对我们进行了简单的民族政策教育后，我们雇了一个大车拉着铺盖等行李就出发往宁夏走。当时恰好是秋季，一路上下着雨，行动起来很缓慢。到了延安后，延安地委给我们每人配了一匹马、一把短枪，我们抓紧时间往宁夏赶。不巧的是我患了疟疾，骑在马上抖得厉害，骑一会儿就得在戈壁滩上躺一会，再骑上马走。同志们都很照顾我，四天后我们到了银川。从此，我就与宁夏结下了不解之缘，扎根宁夏，工作了几十年，为宁夏的建设添砖加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刚来宁夏时，条件是很艰苦的，很多人后来也陆陆续续调走了，我也有机会调走，但我没有走，一直在宁夏工作到离休。
到银川后，我们接管了马鸿逵的富宁公司，军管会派我到马鸿逵的电灯公司当军代表。电灯公司情况比较复杂，有的管理人员还有国民党的军衔。我到公司后，调查了解了情况，进行了民主改革。当时，公司有两台发电机，一台是慈禧太后淘汰的，一台是报废轮船上拆下来的。我到公司不久，慈禧太后淘汰的发电机的轴断了，工人们很害怕。因为过去公司要是出了事故，工人是要被处罚的。针对这种情况，我对工人说：“你们不要怕，我是军代表，我来负责。”后经过调查，这是机器老旧的自然事故，不是人为事故。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来宁夏视察工作，并到电灯公司检查工作。我以为彭总要批评的，但彭总来后，我把事故情况给彭总作了汇报，彭总问道：“出事故了？伤工人了没有？”我说：“没有。”彭总说：“好！”这句话我几十年也没有忘记，我们的首长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的安危，对我教育非常大。我又把这两台机器的来龙去脉汇报了一下，彭总看了看机器和厂房，又打量打量了我，说道：“小的坏了换大的，旧的坏了换新的。”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心里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几十年也忘不了，彭总当时说话的语气、神情我依然历历在目。
彭总视察电灯公司后，我向工业厅厅长雷恩汇报了情况。他派人到外地采购了新设备，在南关面粉厂内新建了一个发电机组，由毕巨德负责，并把我调到了企业公司办公室工作。1953年，组织任命我为工业厅企业公司南关面粉厂厂长。这个厂子虽然挂牌子是面粉厂，其实里面有发电、榨油、磨面、碾米等多种业务，但工人的觉悟比较好、素质比较高，我们发动群众，搞技术革新，面粉厂的产品产量、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1953年，设备利用率较原机器效能提高了3.7倍，连创10次新纪录，保证了军需民用和市场供应。1954年，我们4个人代表厂子出席了全区劳动模范会议，介绍了经验，西北工业部表扬了我们厂，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烫金的西北工业部先进工作者笔记本，给厂子颁发了一面锦旗。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我领悟到一个道理：作为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就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群众的作用，才能把工作做好。
1954年9月，宁夏省撤销，组建了银川地委和银川行署，我被分配到银川地委工交政治部任副部长兼专署工交科科长。当时，宁夏只有几辆破汽车，公路状况也非常差，到固原去要过九沟十八坡，一遇见下雨，路就没法走了，只能等天晴了再走。后来，铁道部要修包兰铁路，铁道兵团来人了解我们的运输能力，我对他们说：“你们要我们保障运送能力，要汽车没有的，我们主要运输工具是毛驴。蔬菜、大米等我们可以供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了帮助。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我在筹备小组工业规划组，马信是负责人。当时规划了盐化、造纸、纺织、机械、冶金等一些大企业，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都没有能够实现。1958年，我担任自治区工业局副局长。1960年，化工部在成都工学院举办干部学习班，从全国各地选送30名学员，自治区领导让我去学习深造。这也是我期望的，我高兴地去了，被分配到老干部特别班学习，并担任特别班党支部书记。班里的学员都是相关省区的工业系统的领导干部，有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基础也不是很好，学习起来很吃力，但学习是党给的任务，大家都学得很认真、很刻苦。学习结束后，化工部把我的行政关系留在了部里，准备把我留在化工部另行分配工作。我回到自治区办手续时，自治区相关领导不让走，说是自己培养的干部不能外流，而且现在正缺这方面的干部。于是我就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