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松元英纪《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中即指孙文当时不惜牺牲足以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中国权益，想联日、讨袁，并与袁速战。斯时日本侵华当道，曾不惜巨资通过各种渠道，四处支援在中国境内之反袁实力派，孙公是其中之一。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当时是国家的最高主政者，他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顾维钧暗中泄密，以期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声援甚至干涉。这时，因反袁而流亡的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表现出爱国政治领袖们伟大襟怀和器度。孙文却与日本暗中往还，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愿接受的二十一条要求主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孙文于是年5月11日函致大隈，劝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孙氏返华当政，当让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军事与经济上之特权。虽系空头支票，实为大隈内阁对袁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张本。1915年3月14日，孙文再度密函大隈内阁之小池张造，重申前函之建议，并加重出让中国权益之具体内容，较之二十一条，实有过而无不及。孙文多次与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还，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接济达140余万元，折合美金约70万元。反对袁氏窃国称帝是义正词严的盛举，然接受日本军部别有用心的暗中接济，那就难免是不择手段了。
时人认为孙文是“理想家”，是不断革命论者。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仍有不是皇帝的皇帝，不过名字改成总统、总理或主席。当时卷在政治漩涡里的袁世凯和孙文等人都深有体会，解决中国问题，舍弃枪杆子出政权、武力解决，打出个“寡头政治”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来，别无他途。所谓议会政治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文再度逃亡日本。9月27日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来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这是一个革命政党在性质上的转变，也可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被清除出党（或不愿加入）的都是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前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的国民党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政党了。正如卢梭所说，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
护法运动中，南北军阀再开纷争。这一下给久居沪上著书而静极思动的孙文有了可乘之机。恰在此时，德国政府运用曹亚伯私下给了孙文两百万银元（因其反参战）。孙文遂南下广州，割据自立，组织个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对列强自称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此一南一北实力派政府之对立，孙文是始作俑者。1917年9月1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孙文被选为大元帅之后，中国即再未统一，始终维持两个法统，所迄于今。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之初期之数年，虽较协调，然亦只是貌合而已。
武昌起义时孙文在海外，连遥控也谈不上。他真正说得上直接领导武汉革命还是在反袁反黎斗争中。据蔡寄鸥《鄂州血史》载：“其时湖北党人詹大悲、季雨霖、蔡济民、吴醒汉、丁人杰、王华国、潘康时、钟仲衡、查光佛及湖南蒋翊武、杨王鹏、唐牺支、钟畸及山西温楚珩、河南刘化欧等，分居于英租界国民党交通部、法租界伊达医院及日租界松西家等处，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在鄂图谋大举。后领来运动费六十余万，联络汉阳兵工厂工人及各军队的关系，约定发难。均被一一破获，惨遭屠戮。詹大悲叹道，满盘都失败了；宁调元怒道，用去这多钱，一点收获也没有，其何以对答孙先生！”（一说熊秉坤与季雨霖奉黄兴命回汉，分居在汉口日本人的九原旅馆与松西家。九原欺革命党人不便出面提款，竟鲸吞黄兴寄来的十万革命经费的大半。）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为什么失败？时过境迁，此时的武汉，已不再是彼时的武汉，远较上海封闭，执政者黎元洪及段祺瑞比瑞澂更独裁、更强有力；而革命者的目标变成了一党之利益，不为大众所接受，且行恐怖主义之道，与人心思治、人心思安相悖反。
李剑农的《政治史》一书中说：同盟会时代这一阶段政治运动的主题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袁世凯既已逼清帝退位，又表示拥护民国，因此主题完成，革命再无必要，遂劲头顿失，乃造成非袁不可的局面。这是当年国民党内外一致公认的形势，包括孙文自己，非张謇、严复等少数人之意也。孙文连其党内之纷乱也无法统驭，财政更临绝境，遑论全国。甚至胡汉民都劝他让位于袁。孙文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系孙主张参加北洋军阀的混战而率师北伐；陈则主张暂在两广“保境息民”之后再图大举。胡适由于同情陈氏模范省之主张，在北方撰文呼应，称陈之叛孙为革命，而引起拥孙派之大不满。终中山之世，广东甚或广州尚为孙氏招来之客军所盘据。客军将领横征暴敛，从不受孙之约束，孙亦无可奈何。反桂炮声一响，敦知粤军及民团竟无应者。
1917年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举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孙文面壁九年始大彻大悟，乃尽弃所学而学焉——以俄为师，提出了“联俄容共”，然而未竟全功便死。以俄为师之孙公名言，首见于1924年10月9日致蒋中正函。孙文民初尚明言：“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亨利·乔治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现竟弃乔治之服膺列宁。1922年春，孙文统一两广后率部进驻桂林，大总统行辕和北伐军大本营就设在古老的王城，他在这里多次接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党人张太雷。马林是荷兰人，出席了中共一大，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界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创办一所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留苏的周恩来就此平步青云。马林说，“他们中大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中的一部分在日本或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他们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他亲口对我说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孙文彻底抛弃了利用南北军阀的矛盾来实现政治主张的幻想。据说孙文来桂林时，欢迎的人群由城内一直排到城郊将军桥，长达十里，街上张灯结彩，路面铺垫松叶，隆重至极。他去世后，王城独秀峰树立一块石碑，上刻“中山不死”。
其实，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功劳簿上，先烈、首义诸君以及革命党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形象载入民众心中，其记忆是模糊和抽象的。孙文以及同盟会人物是辛亥之役中不可忽视的群体，民初舆论对其评价如何呢？开国之初《大公报》等媒体对孙黄同盟会诸人缔造共和、建立民国的作为视而不见，并且大加丑化。有文章说，袁世凯执政之初，“黄兴获全国矿务权，闻陈其美获全国邮电权”，同盟会诸公可谓“身入宝山，不空手而返”，并不无讥诮地称之为“英雄造权利，权利造英雄”。对孙文的指责更有甚焉，有文章调侃曰：“我第一聪明伶俐之大总统，夫固有遇化存神之妙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无为而登总统之位者，其第一开大口，说大话，成大功之孙逸仙欤？仙乎仙乎，孙逸仙之为第一大总统也。”不但抹杀功劳，还讥刺得位不正，语气尖酸刻薄，超乎想象。
跟孔子一样，孙文生前东奔西走，可谓很不得志，死后多年才被抬高到顶峰。国民政府于1940年4月1日明令尊称其为国父，这是与蒋介石的努力分不开的。当时，毛泽东写了几篇文章，把中共的事业和孙文的思想进行了对接，终于占据了解释孙文的制高点；蒋介石也要打孙文这面旗帜，说明自己是孙文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由此两相抬举，孙文的地位更加崇高，奉为神祇。而且成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政治领袖，只是信奉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吴稚晖这样评价：“孙文从不记人过……能说海阔天空的大话；他有勤快、寡怨、服善三长。他惟此三长，就此三长，把他装扮成一个首领，比檀香木雕着的木头首领自胜……”
章士钊曾对人说：“我每次去看孙文，未进他的门以前，觉得他是不对的；可是见了面听他讲话时，又觉得他头头是道，确有道理；等到走出来之后，又觉得他还是错的。”
鲁迅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俱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张难先在50年代初写道：“总理旷世岳立，其典型遗教之崇高伟大，充塞天地之间，举世罕有其俦。其思想永为我人所信仰；其精神永为我人所宗式；其革命事业更永留诸我人之脑海而不消失。”“此伟大崇高之导师，人类救星。”倘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把这种赞语用在毛泽东身上了。
1896年10月11日，大清驻英使馆秘密绑架了客居伦敦的孙文。在这12天里，孙文失去了人身自由。事后在给他的老师区凤墀的信中说道：“……弟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
看来孙文一生确有神助，他一旦成为“孙中山”，基本上就是神坛上的人物了。
70.黄兴：屡败屡战是宿命
1933年，武汉分别在武昌阅马厂和汉口三民路树起了孙文铜像，同时也在蛇山头树起了黄兴铜像。孙文的两座铜像倒是一直没动，黄兴的铜像则先迁黄鹤楼剧场东侧的山坡，之后又迁到汉阳龟山，备受折腾。
“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章太炎撰联）1991年出版的由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顾问薛君度）的《黄兴画册》前言这样评价：黄兴是辛亥革命仅次于孙文的重要革命伟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黄兴人格伟大，襟怀磊落，一生以革命事业、国家兴亡为己任，出生入死宣传革命、实行革命，顾全革命大局，深明大义，维护革命政党的团结，维护孙文的领导和威信，殊勋而不居功，是为“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其次亦成功不居”。时时处处“为党与大局”以“笃实”、“无我”立身处世，从事革命，把自己一生无私地奉献国家、民族和人民，此足称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人伦的风范。
湖南长沙经铿（今金坑桥，属长沙县双起乡）为黄氏宗祠所在。谱载“善化经铿黄氏为文节公（宋代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后裔前明自江右（江西泰和）迁湖南分籍各色而居经铿者蔚为湘中望族”。1874年10月25日（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黄兴生于湖南善化县龙喜乡凉塘，祖屋跟韶山冲的房子差不多。父亲黄筱村清末廪生，设馆授徒于桑梓，曾任地方都督，有产业，通达时务，55岁去世。生母罗氏，1882年秋病逝，时黄兴8岁。继母易自易，粗识文字，颇有见识，曾任湖南民主第一女学副监督兼舍监。黄兴17岁结婚，夫人廖淡如，知书明理，目光远大，为族中所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