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全海
由于固始移民入闽迁台并远播海外的历史，固始成为“唐人故里，闽台祖地”，以及全球华人寻根问祖之圣地。但因当下唐代固始移民史的研究成果多浮于表面或趋于功利，其独特价值不仅未能彰显，反而与河洛文化、中原移民及闽南人、客家人之形成等历史文化现象之界线愈加模糊，不免有些黯然。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唐代固始移民史的两个研究取向，即纵向延伸性研究和横向精细化研究，据此确立唐代固始移民在中国移民史上的独特地位。
一、延伸性研究
唐代固始移民史的延伸性研究，就是将固始移民入闽迁台视为一个整体，用整体史观书写唐代固始移民通史，完成固始移民入闽迁台的史实重建，进而考察唐代固始移民对福建社会的直接影响和对台湾社会的间接影响。
所谓唐代固始移民通史，即唐代固始移民入闽及其后裔迁台的历史。其中唐代固始移民入闽，特指唐初陈元光父子“开漳建漳”和唐末王审知兄弟“王闽治闽”的历史，而不包括更早发生的零星移民和其间从各地进入固始的迁入性移民。
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系因泉、潮间爆发大规模的“蛮獠啸乱”。为巩固和拓展唐王朝在九龙江流域的管辖与统治，唐高宗于总章二年（669年）诏命玉铃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为朝议大夫统领岭南行军总管事，率府兵3600人，将士123人，入闽平乱。至永隆二年（680年）“蛮獠”主力底定，余部相继归降。高宗永淳二年（683年），陈元光向朝廷呈奏《请建州县表》，请求于泉、潮之间的绥安故地建置州县，以利治理。垂拱二年（686年），朝廷颁诏，允许于原绥安地域漳水之北建置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陈元光为漳州刺史兼漳浦县令，进阶为中郎将右鹰扬卫府怀化大将军、轻车大都尉兼朝散大夫。
自此陈氏五代为闽南的开发与建设鞠躬尽瘁百有余年。
与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一样，唐末王审知兄弟入闽，也起因于社会动荡，江淮地区大乱。僖宗光启元年正月（885年），为躲避军阀秦宗权的追剿，光州刺史王绪“悉举光、寿兵五千，驱吏民渡江”。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随部南迁，经江西入闽，陷汀、漳二州。是年八月，王潮兄弟发动兵变，取王绪而代之，次年攻占泉州。景福二年（893年），占领福州，至此控制福建全境。王潮兄弟先是得到唐朝的承认和册封，唐亡后，后梁太祖朱晃封王审知为闽王。审知死，其子王延钧建国称帝，都福州，即五代时期的闽国。自王审知以后，王氏子孙治闽期间，积极争取土着居民支持，努力实现王闽政权本土化，同时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外交上进贡中原王朝，奉行睦邻政策，福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逐步赶上中原发展水平。
尽管早在晋永嘉末已有固始人零散自发入闽，但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年固始人陈政奉命率部入闽平乱，应为唐代固始移民大规模入闽的始迁时间。因为，此后陈政的两位兄长中郎将怀远将军陈敏、右郎将云麾将军陈敷共率58姓固始子弟赴闽驰援（陈政75岁老母魏氏夫人亦在其中），以及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逝后，陈元光奉命代理父职，最终平息“蛮獠”之乱，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唐末王审知兄弟入闽，不仅与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大军同始迁于光州固始，有相同的出发地，而且迁移线路和迁入地也基本相同，可视为唐代固始移民入闽的组成部分。始迁时间对于确定移民类型及其特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唐初陈元光父子率兵入闽和唐末王审知兄弟入闽，与其说“是一次具有移民性质的进军”，不如说是一次军事移民更准确。至关重要的是，唐代两次固始移民入闽，对移入地产生的影响有一致性：唐初陈元光父子开漳，唐末王审知兄弟王闽，以及陈氏开漳建漳、王氏王闽治闽的历史，使得整个闽南地区保存和延续了固始移民的所有“基因”——从音韵方言、姓氏根亲，到文化信仰、宗教艺术，进行整体“复制”，据此可以印证“闽人称祖皆曰自光州固始来”，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历史真实。
上述唐代固始移民两次大规模入闽的历史以及对福建社会的影响，学术界已有共识，且已积累了丰富研究成果。但唐代固始移民产生的影响远不仅限于福建，因为固始移民入闽之后，其后裔又因不同原因先后迁台，成为台湾移民社会的主体，所以，应将固始移民入闽、迁台视为一个整体。
据谱牒资料记载，唐代固始移民后裔迁台时间，始于宋代，但大规模迁台应在明末清初，其迁出地主要集中在漳州和泉州，且以漳州为最，所谓“漳庄”、“泉庄”、“粤庄”代表的就是移民祖籍分布。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随郑成功首批入台的也以漳州人及厦门人为主，由此形成福建移民入台的一高潮。至康熙平定台湾，施琅“严禁粤中惠、潮之民渡台”，客家人入台受限，漳、泉人占大陆入台人数九成以上。依据陈孔立研究表明，至乾隆年间，大陆汉人迁台，“漳、泉移民占十分之六七，粤籍占十分之三四”；诸罗、彰化，以及府城一带，漳、泉籍移民占九成以上。自固始人入闽，至漳、泉人迁台，固始“基因”世代相传，不曾中断。所以，着名历史学家郭廷以说，“台湾的开发经营，几乎全为闽南漳泉人与粤省客家人之功。所谓闽南人与客家人，原均为中原人，为了政治及经济的原因，他们被动的或主动的逐步南徙，扩展到沿海地区。又为了同样的原因，又扩展到台岛。”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漳泉人迁台视为固始移民的延伸。空间上从入闽到迁台；时间上自唐代至明清，就是我们所说的唐代固始移民延伸性研究的内涵，也是固始移民通史的时空范围。
二、精细化研究
开展精细化研究，包括史实重建和对相关历史文化现象的厘清，意在将唐代固始移民史研究引向深入。这里仅以三个研究主题为例。
第一，河洛、中原、固始地域概念之精细化研究，寻找闽台移民之原乡
世俗的而非学术的缘故，特别是历史学在固始移民史研究中的边缘化趋势，河洛、中原、固始之地域关系及其文化内涵界定出现了乱相，闽台移民之原乡被模糊——三源并出。
要寻找闽台移民之原乡，需对中原、河洛、固始三者之地域关系及其文化内涵做出界定。河洛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河洛是指今日豫西地区；狭义的河洛就是古代的洛阳一带。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河洛是中原之中心是没有疑义的。尽管河洛文化圈有时超越河洛区域范围进入中原文化圈，甚至一定时期可能会出现交汇融合，但河洛文化并不能因此代替中原文化；在文化积累和演进进程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此，地域上的河洛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狭于中原；文化上的河洛是中原文化的源头，先于中原文化。而中原之民与东南越闽地区的往来，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武帝将闽越之民迁往江淮，以及魏晋时期中原之民第一次南下。显然此时的河洛文化不能完全涵盖中原文化，江淮区域也超出了广义河洛的地域空间。在此意义上，仅就闽台移民之原乡而言，称其根在中原是成立的，若谓根在河洛，以河洛替代中原，似言之笼统。
厘清中原与河洛地域关系及文化内涵差异之后，还需进一步区隔中原与固始之地域及文化关系。闽台移民，甚至更为广泛的周边地区对中原的认知是一个相对、动态的宽泛概念。其相对性表现为中原与边疆、中央与四周的关系；其动态性表现为空间与时间两个向度，时间意义上的中原并非前后重合，如先秦之中原与隋唐之中原、明清之中原与近代之中原均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有边疆变中原之沧海桑田；空间意义上的中原则呈现为一种向四周扩散之趋势。闽台移民观念深处的“中原”是相对福建而言，是对“边疆”（或“四周”）的否定，表达的是福建（或台湾）与“光州固始”之相对关系，当然还蕴涵有祖上来自中原，并非生为蛮夷之意。换言之，这里的“中原”是他们原乡“光州固始”的代称或统称；“光州固始”才是他们的原乡。明乎此，便知闽台移民根在“光州固始”，而不是河洛；至于上面提到的根在中原，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称谓。事实上全球华人根都在中原——不仅闽台移民根在中原。当然，厘清或强调闽台移民之原乡在固始，并不否认闽台文化与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的渊源关系。
第二，唐代固始移民群体之精细化研究，解读闽南文化的多元特征
关于移民与文化的关系，在信息交流主要依靠人工传递的古代社会，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文化传播一般是借助于人的迁移和流动来实现的。移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迁移。不过文化是分层次的，如制度文化、学术文化、宗教信仰、艺术方言等；移民也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特点，且以中国古代移民为例，就有自南而北的生存型移民、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从平原到山区或从内地到边疆的开发性移民、非华夏族的内迁性移民，以及沿海向海外的移民，等等。
不同类型移民或每一次具体移民活动，在充当文化传播载体时，是有选择的。他们没有能力将迁出地的学术文化、制度文化，以及方言、宗教与信仰等民间文化，全部携带并在移入地落地生根——也许他们只能携带其中一种文化；即使同一移民类型，也会因移民群体内部在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差异，在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传播对象的选择和文化层次的倾向方面表现出明显区别。就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而言，一般情况下，个别杰出人物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可能会超过成千上万的普通移民；以贵族官僚、文人学士等社会上层为主体的移民，对学术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传播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历史上学术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传播往往与政治中心的转移同步，如西汉定都长安对关中学术文化的繁荣，永嘉之乱后中原上层士人南迁成为东南学术文化鹊起的转折点。当然，制度文化的传播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制度移植问题。如由移民建立的政权，往往是将移出地的制度移植到移入地，并长期延续，但在移入地建立政权的移民并不一定是社会上层或知识分子，陈元光“开漳建漳”和王审知“王闽治闽”就属于此种类型。至于最为普遍的社会下层或普通百姓的迁移和流动，可能带动更多的是宗教信仰特别是民间信仰和方言、艺术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