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潮、王审知兄弟父子的政治角色常有转换。其先他们是“反唐”的叛乱者，由于控制了福建全境，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只得承认王氏对福建的治权，先任王潮为“节度福建管内观察使”，其弟王审知为副。王潮去世后，唐王朝以王审知继其兄职，并加封为琅琊郡王。后梁朱温篡唐以后，更册封王审知为闽王。王潮、王审知治闽期间，对中原王朝政权称臣，与周边各种割据势力交好；对内保境安民，抚流亡，定赋敛，劝农桑，促进了福建地区中原化。但到王审知之子王延翰自己建国称王以后又出现内乱。
如前所述，在南宋政权前期，将领和士兵多为中原移民。对于文官，高宗也一再“诏令侍从官举西北流寓之士。被举者甚众”。但朝中文臣和地方官员中的南方人士仍然不断增加，最后终于占据绝对优势，从而产生南北地域观念和军、政之间的矛盾。故有日本学者认为，“以军队为后盾，从北方移居过来的皇族及与其相联系的新兴地方阶层，跟维持北宋以来的传统的南方原来的地主阶层之间的对立、妥协、斗争的展开”，是贯穿南宋政治生态的一条主线。
在这种大势之下，南宋朝廷已不可能再像东晋那样设置侨州郡县。故其始只能让移民以“流寓”的身份存在，科举考试也特置“流寓试”。而到南宋定都临安十年之后，就通过确定移民的财产和“户等”这种方式，使移民在定居地“入籍”。又过了十四年后，更取消了“流寓试”。不仅如此，为维持宋代当地人不得在当地任官的制度，高宗“诏令西北流寓及东南人寄居满七年，或产业及第三等以上者”不得在新定居地“差遣”。种种措施，无非是尽力消泯移民和土着的分别，使两者浑然一体，这样才支撑了南宋150余年的偏安局面。
从上述四个阶段的移民情形来看，由于南迁的上层人物掌控了权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制订和执行吸引、安置、保护移民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在上述各阶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南迁移民持续不断。楚国、东晋、南宋的情形不用说，就连王潮、王审知、王延翰统治下的“闽”，也是如此。由于福建偏僻多山，战祸较少波及，王氏兄弟父子不仅招抚流亡，更建招贤院礼待外来上层人士，使得唐末中原公卿一时认为“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指王潮、王审知兄弟），遂通过荆襄吴越而远迁福建。在“中原乱，公卿多来依之”的浪潮中，有着名士大夫如杨承休、郑璘、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戬等人。还有唐宰相王溥之子王淡、宰相杨涉从弟杨沂、知名进士徐寅、大司农王标、司勋员外郎王拯等。曾任河西节度使的翁郜，“携家来建阳居焉”。后唐庄宗之弟李崇礼举家迁入延平（今南平）。
偏安的政权当然也有“收复失地”的野心和意图，普通移民更难免眷念祖宗故里。但这种愿望一般难以实现。楚人逐鹿中原未成，东晋、南朝、南宋的“北伐”一一失败。陈元光父子因合法的长期守土之责，王审知、王延翰父子也因政治上的形格势禁，都只能落地生根。随陈氏父子赴漳州的丁儒，先后任军谘府祭酒和承事郎参理州事，晚年就在漳州归田。其作品中有“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烽火无传警，江山已净尘”，“辞国来诸属，于兹结六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相访朝与暮，浑忘越与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间人”等诗句，生动地再现了他们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的情景，但仍带着一股无可奈何而又只能随遇而安的心理。而移民的“后生晚辈但见生长于是，慷慨仗义谁与共之”，对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异乡，显然会逐步认同。
政治移民不仅是促成了中国南部的中原化，即政治制度的一体化进程，也从社会层面改变着南方的组织结构，这主要体现为宗族制度的普及。东晋时中原的名门大族迁居南方，奠定了南方宗族组织的基础。唐宋时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南迁，使南方的宗族组织更为繁盛。故从宋代起，南方各地普遍出现宗族祠堂、义庄、族学等事物，以及纂修族谱、家乘的宗族活动。而江南地区尤其是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有大量的族谱记载表明，许多姓氏和宗族的祖先是在唐宋时期甚或更早的西晋末年从中原南迁的。
客家人群体和讲闽南话的群体，与唐宋中原移民的关系最密切。《中国移民史》第四卷中的《客家氏族移民实例》列举了从中原南迁的陈氏、谢氏、黄氏、赖氏、萧氏等37个姓氏。而福建学者研究闽南语群体的情况时，曾以福建云霄县为例，称该县1946年的人口为113802人，分为81姓。在族谱中写明先世是从河南入闽的有方、吴、张、陈、柳、王、汤、蔡、林等9姓，共约90000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80%。这当中写明先祖是随陈元光父子入闽的则是方、吴、张、陈、柳、汤6姓，约60000余人，占全县人口的53%。福建的东山、诏安、漳浦、漳州等地的情形也大同小异。而台湾居民大多由漳、泉二州迁入。1930年台湾有3751600人，漳、泉移民后裔为3000900人，占总人口的80%。1953年的户籍统计表明，当时台湾总户数为828804户，超过500户的大姓为100个，其中有63姓的族谱载明其祖先是在晋代、唐初和唐末从河南迁居福建，后来又从福建迁居台湾的。
三
政治移民中的中上层群体，作为文化尤其是制度文化和学术文化的主要载体，无疑会给迁入地带来文化繁荣。而从中原带来的固有文化与南方各地的原有土着文化结合，又会产生新的具有地域性和时代特色的文化。中国文化生生不息，既有一以贯之的根本性格和核心价值，内容和形式又常变常新，而且传播和影响的范围持续扩大，政治移民在其中的作用，应当是原因之一。
在楚人进入江汉沮漳地区之前，长江中游主要生息着“三苗”、“百越”、巴人和濮人，草莽未辟，文化落后。通过楚人几百年的开发经营，中原文化、三苗文化、百越文化、巴濮文化等融合而成瑰丽新奇、丰富多彩的楚文化。楚国不仅在制度上比南方各地先进，而且城市和宫室建筑雄伟华丽；冶炼、纺织、医药、髹漆都冠绝一时。政治家如楚庄王、孙叔敖，军事家如吴起，思想家如季梁（早于孔子）等，各类“楚材”史不绝书。尤其是屈原等人的“楚辞”，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精美绝伦之作，一直吸引着后人的崇敬、仿效和研究，成为至今还在发挥着巨大影响的宝贵文化遗产。
长江下游地区直到三国和西晋时，文化仍然落后于中原。东晋和其后的南朝的中上层统治者，多为中原移民或其后裔。诗人、文学家和书法家也多出自这个群体。如鲍照、江淹、谢朓、谢灵运等人的诗，庾信的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还有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刘勰写的《文心雕龙》，钟嵘写的《诗品》，都在文学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上述诸人的原籍，均在河南和山东。唐代的杜佑曾回顾说，“永嘉以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颜、谢、徐、庾之风扇焉。”上述四大文化世家，颜、徐二家出自山东，谢、庾两家则出自河南。
南方到了梁、陈两朝时逐渐衰微，占有中原的西魏和后来的隋终于占了上风。西魏和隋攻入南方之后，又强制一些中原移民北返。除了政治人物北返之外，学者文人也在重点之列，于是文学家王褒、王克、刘璠、殷不害、宗懔、庾信等人回到中原。音乐的情形也是如此。永嘉之乱以后，首都洛阳的大部分乐官和乐工南逃江陵或建业。到西魏灭梁时，就把江陵的乐工掳至关中；到隋灭陈时，又把留在江南的乐工集中到长安。当隋文帝听到在中原久已失传的“清乐”时，不禁大加赞赏，称其为“华夏正声”。可以说，这种文化的南北传递也是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原因之一。
到了北宋，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水平已与中原并驾齐驱，南宋建立后更使该地区驾乎其上。在黄宗羲原着、全祖望修补的《宋元学案》中，记载有南宋学者1144人，其中115人来自中原，占学人总数的10%，他们广泛地活动于苏、浙、皖（南）、赣、闽、粤、湘、鄂、川九省。其中来自河南的最多，将近有50人。如出自开封吕姓的就有吕好问、吕广问、吕切问、吕和问、吕坚中、吕稽中、吕绷中、吕本中、吕大伦、吕大器、吕大猷、吕大同等十余人。出自与宋室皇族同姓的有赵师孟、赵师恕、赵师渊、赵师雍、赵汝愚、赵汝靓、赵汝谈、赵希绾、赵孟頫、赵淖、赵不息、赵顺孙、赵善佐等十余人。其他还有邵伯温、朱弁、高元之、曾开、尹焞、冯忠恕、徐度、蔡迨、曾逮、邵溥、韩璜、程端中、韩元吉、罗靖、郭雍、李迎、曾几、李椿、向沉、向涪、邢世才、吴琚等人。
由洛阳二程（程颐、程颢）开创的“洛学”，经其弟子尹焞在苏州发展为和靖学派，又经尹焞弟子吕本中（宇居仁）在婺州形成紫微学派。吕本中之子吕祖谦形成东莱学派。他们使二程之学广播东南。河南人郭维，南宋初迁居浙江明州昌国县（今舟山市），“以北学教授诸生，从者如云”。迁居到明州（今宁波市）的开封人高元之，得“是乡学者数百人师事之”。南宋最着名的理学家朱熹，被人们视为“得程氏之正”。朱熹虽是南方人，但其学问就在“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而在他重要的学侣讲友中，就有前述吕祖谦、赵汝愚、赵汝靓等人。南宋学者熊禾说，“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夫子”指孔子，“文公”即朱熹。熊禾之说，表明他看到了伴随着政治中心迁移而导致的文化中心移动和文化交流，对产生新的文化巨匠的影响作用。
南宋不少着名诗人、散文家也是中原移民。其中诗人陈与义（号去非）、吕本中、朱敦儒、曾几、韩元吉均自来河南。来自河南的散文家有晁说之、崔德符、陈叔易、吕祖谦和吕本中。由此可以发现，吕本中、吕祖谦父子在理学、诗歌、散文诸领域中都是具有一定影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
上述四个阶段因政治原因而引起的外向移民，除陈元光父子的那次之外，其余的从短期来看，或者可以说曾经造成各个有关时期的分裂割据之局。但从长远来看，却加速了中国广大南方的开发，促进了南方从政治到文化的中原化，从而最终有利于中国版图的巩固和文化的多样性统一。
文献来源：《中州学刊》2009年第5期。
作者简介：罗福惠，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