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五大的历史意义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但对于当时夺取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均没有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是不彻底的，在会后也并未实施。这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能够在紧急关头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大会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会议所作的历史贡献，为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实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政治、思想、组织上作了一定的铺垫和准备，同时也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奋斗中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它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党的自身建设方面都有所进步。
会议小插曲
1.国民党代表参加中共五大
中共五大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共有82名代表参加，创下了建党以来的最高纪录。国民党领导人徐谦、谭延闿、孙科亲自出席大会的开幕式，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1927年3月13日，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并决定恢复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成立、但曾一度中断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制度，以便更好地协调两党间的关系及商讨一般的合作事宜和办法。
根据这个决议，国民党中央决定由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等5人为代表，中共方面决定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3人为代表，共同组成两党联席会议，以促进两党密切合作，共商国民革命中的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两党联席会议组成后，遇有重大问题，及时召开会议，共同商讨作出决断。所以，就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特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邀请——“请贵党派出中央代表团出席本党代表大会”。
5月4日，时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的汪精卫也前来出席大会，并代表国民党中央再次致词。尽管汪精卫此时已开始着手反共了，但当时他仍作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至少在表面上还承认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必要性。
2.只有20多平方米的五大会场
五大代表陆定一回忆说：“8月7日早晨，我按照通知来到汉口三教街41号。这个地区住着许多外国人，街上行人很少。街上有一列公寓式楼房，建筑形式完全一样，一楼是铺面房，和二楼是隔断的，从临街的雨廊直接上楼梯就到二楼。会议的地点是二楼前楼。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机关，住着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夫妇。我看后面没有人跟踪，才由雨廊上了楼梯，到了二楼敲门，来开门的是洛卓莫娃，她是这个机关的管理人员。她认识我，很快让我进去了。会场很小，大概只有20多平方米，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三抽屉桌子和几把椅子、凳子。会场里已有不少人，有当天到的，也有两天前由”交通“带进来的。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如果敌人发现，我们很可能就被一网打尽，因此会议也作了应付万一的准备，倘若反动军警闯进来，大家就说是在开股东会议。”
卡片式记忆
1.中共五大涉及的“数字”
出席五大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夏曦、苏兆征、向警予、蔡畅、杨之华、王若飞、郭亮、易礼容、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5.7万多名党员。
五大主席团成员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大会设立的政治委员会由陈独秀等13人组成，瞿秋白为秘书；土地委员会由谭平山等10人组成，毛泽东为秘书；职工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等9人组成，邓中夏为秘书；大会秘书处由蔡和森、张太雷等5人组成，蔡和森为秘书长。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一改动扩大了领导层的人数和结构，削弱了陈独秀的权力。
2.五大中的“第一次”
（1）第一次使用“中央委员会”的称谓
由于党的大发展和党员人数的增多，五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关被称为“中央委员会”。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人数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二大上，根据党章，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三大和四大都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称。
五大第一次使用“中央委员会”的名称后，从六大到十六大均沿用“中央委员会”这个称谓。
（2）第一次提出“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决议还要求修改四大的党章。五大党章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均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一项原则写入党章。
（3）第一个中央级纪律监察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共五大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级纪律监察机关。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党的组织开始蓬勃发展。在党员数量突飞猛进的同时，党员的质量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五大新党章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经过公开选举，王荷波等10名代表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委员有7名，他们是：王荷波、张佐臣、许伯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3名，他们是：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为主席，杨匏安为副主席。
3.八七会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惨遭失败。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不少同志的提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的三教街举行了紧急会议。
会议结束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即陈独秀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讨论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几个决议案，改组了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是一次重要的、成功的会议。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观点，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因而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