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初步总结了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加以系统化，解决了党加入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式和路径的问题，树立了将党建设成为群众性政党的鲜明意识，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雏形。中共四大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大会闭幕前一天，正值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大会为此发表了《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
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认为领导权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我们毫无准备。
——周恩来
会议回顾
1.历史背景
中共三大后，中国共产党即全力投入到国民党改组工作中，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共产国际和苏联也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基本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国共合作后，中共集中全力投入到国民革命中去，从“二七”惨案后陷入低潮的工人运动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15日，广州沙面华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成为“二七”以来工人运动复兴的信号。同时，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也在悄然崛起，在广东的很多地方建立起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军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高潮呼之欲出。
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一方面，国民党依靠共产党员在工农群众中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壮大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力量；另一方面，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加剧，两党在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矛盾与斗争。1923年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谈话时，孙中山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何在国共合作的同时，从革命大局出发，保持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是中共四大召开前党内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2.大会提出的引领中国的新思想及论述
（1）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不同，被压迫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压迫国的阶级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孤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不是适宜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了。
各被压迫国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初亦利用工人、农民，但运动发展到决定胜负时，他们往往欺骗无产阶级而与敌人妥协，使民族解放运动不能到底，所以民族运动必须得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才能防止其妥协。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运命，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2）再次确立工农联盟
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地主重租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已使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湖南、广东、陕西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农人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我们须于国民党之外，同时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此项工作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在农民反抗右派官僚、军阀和地主争斗中，本党地委应作适当的宣传或发布宣言，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
（3）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
无论直系或反直系军阀的背后，都站立着列强的阴谋，他们为着要干涉中国内政，不断地援助军阀战争以与中国人民为敌。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责任上，很诚恳地向中国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劳农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斗争已临近了，这种斗争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将永远消灭一切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向群众解释，用什么方法中国人民才可以脱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如何才能与世界劳农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将使中国解放运动由自然的历程生长进于觉悟的状况。我们唯有在民众的组织中，在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条出路，才能避免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的危险。
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3.四大的历史意义
中共四大着重讨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以及为了参加这一运动，党在组织方面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的问题。提出了历次代表大会都没正式提出过的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这是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步，在实际行动上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中共四大的主要缺点和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会议小插曲
1.代表们带着英文课本开会
1925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址在虹口区东宝兴路二百五十四弄二十八支弄八号，是租来的一栋三层楼石库门房子。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教室的样子，有黑板、讲台、课桌课椅，代表们每人都带着英文课本，以备如果有人闯进来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就这样，中共四大在秘密地氛围中，拉开了帷幕。
2.扑朔迷离的四大会址
由于中共四大会址在抗战期间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因此，长期以来，中共四大会址一直被误认为“上海闸北区横滨路6号”。1980年，四大代表郑超麟回忆说：“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我们都在后门出入，楼下客堂间怎样布置，我没有留下印象。会开完后，工人部拿去这幢房子做什么机关。”“那时到现在55年了，上海经过战争，铁路两旁破坏特甚，这幢房子恐怕已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但因同类型的房子有好多幢，我也不能指实。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后经现场确认，上海市政府颁发了沪府1987年106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遗址虹口区东宝兴路二百五十四弄二十八支弄八号。”中共四大的真实地址这才得到了确认。
卡片式记忆
1.四大出席代表名单
出席四大的代表共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代表了全国994名党员。出席代表有：中央领导机构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谭平山、项英、王荷波，广东的杨殷，湖南的李维汉，湖北的陈潭秋，山东的尹宽，北京的范鸿劼，上海的李立三，江西安源的朱锦棠，天津的李逸，直隶唐山的阮章，青年团的张太雷，旅莫支部的彭述之，旅法支部的周恩来，以及特邀代表汪寿华。列席代表有：张申府、沈玄庐、黄平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会议。
2.总书记的设立
从四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将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职称改为“总书记”，将原各级执行委员长改称“书记”，这一称呼一直沿用了下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将原党章“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
3.四届三次扩大执委会会议
1927年7月12日，中共四届三次扩大执委会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此时，北伐战争刚刚开始。彭述之和陈独秀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认为“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否定了这个提案，并对陈、彭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现在退出国民党，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后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批评陈、彭退出国民党的提案是和苏联的“反对派”一样，犯了同样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