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业（如手工纺织等）也全被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4）中共中央南迁广州与北归上海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共中央的驻地一直在上海。中共三大之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国民会议的召开方面。1923年7月4日，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7月上旬，中共中央局召开会议，接受马林的建议，由《向导》编委陈独秀、蔡和森等出面与孙中山会晤，座谈北方的形势及孙中山今后的计划。7月1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会议，针对孙中山单搞军事计划，忽视政治宣传工作的状况，认为中央局“在广州做不了很多事情”，应转到北方“进行召开国民会议”宣传工作等活动，并计划在上海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和劳动大会，决定中央局“将于近日启程”迁往上海。7月下旬，中共中央从广州迁回上海。
3.三大的历史意义
中共三大是中国共产党由创建转向发展以来的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里程碑，探索了如何实现民主革命纲领这个历史命题。三大是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初探，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这一特殊战场上的探索创立了良好的开端。同时，三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对扩大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从不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到建立联系，再到在其他党派中发展自己的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扩大群众基础方面的一次重大飞跃，使中国共产党扩大群众基础的工作向广度、深度发展。
会议小插曲
1.三大为何选择在广州召开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后，特别是经历“二七惨案”后，北洋军阀政府在北方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加大了社会控制力度，南方特别是广州渐渐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兴起的策源地。
广州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各阶级人民群众，较早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特别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多重压迫下，革命情绪不断滋长，工人运动相当活跃。中国人民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不仅相当尖锐，而且表象化了，包括南北军阀之间的矛盾也表象化了。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各种革命力量云集广州，革命力量联合和蓄发之势已经形成，关键是如何整合。所以，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其客观原因和历史必然性。
2.中共三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三大后，各地根据中央的通知精神，按照民主程序进行了大会代表的推荐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4个区，共推荐代表30多人，此外，从法国回国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马林后来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苏学生支部）。”这些三大代表是经过党员选举产生的，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
3.“钟英”来信，“管东渠”管食宿
1923年夏，在北京的罗章龙接到一封署名“钟英”的信，要他6月去广州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罗章龙从天津乘海轮到达上海，再乘船前往广州。到了广州，罗章龙与“管东渠”先生接头，由“管东渠”安排食宿。
其实，罗章龙此行是参加党的三大。所谓“钟英”，也就是中央的谐音，取“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意。所谓“管东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
4.陈独秀批评张国焘，表扬毛泽东
三大召开过程中，陈独秀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国焘，“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一口气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和广州，但是唯独表扬了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的工作，“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做得很好。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卡片式记忆
1.中共中央《通告十三号》
1923年11月24至25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国民革命运动，号召全党努力促进国民党的改组。中共中央发出由陈独秀、罗章龙分别以英文和德文署名的《通告十三号》，明确指出国民党改组问题是“本党目前最急要之工作”：
“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立时全体加入。没有的地方赶紧帮助建立起来。在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中，共产党务必每个省都至少有一个代表，头脑清晰，且有口才。动身前应详加讨论，集中后再几种决议一致的主张。”
中共中央《通告十三号》向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区执行委员会明确指示：“要扫除国民党合作道路上的障碍，重新建立与国民党合作的信心，继续为国共合作事业作贡献。”
2.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出生于荷兰，曾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来中国，在1921年至1923年，对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
1920年8月，共产国际正式委派马林来华。在马林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林便致力于谋求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而且国共合作必须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联合的形式完成，以促使革命更快地向前发展。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完成。
1923年10月，马林离开了中国，后辗转莫斯科、海参崴等地，最后回到荷兰。1940年德国法西斯占领了荷兰，马林积极参加了荷兰的反法西斯斗争，并负责编辑秘密的抗战报纸《斯巴达克》，鼓动人民起来战斗。后来被德寇逮捕，判处死刑，于1942年4月被杀害，终年53岁。
3.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对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的会议，即国民党一大。大会代表以地方党部推选和孙中山指派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海内外代表共200人，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在出席大会的196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1％。会议过程中，共产党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李大钊为孙中山亲自指定的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是共产党人谭平山所作。
这次大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通过了国民党的施政纲领。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