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出版观察家和分析家、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顾问保罗·理查森（P.Richardson）说：“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图书出版业经历了巨大变革。这一变革较之西方国家500年和中国更长的出版印刷史上的任何时期的变化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变革不仅是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革命浪潮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出版业而言，这一变革更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
事实上，这一场变革正在和将要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国际图书市场与版权贸易，以及世界出版业。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改革开放愈加深入持久，与世界融合的步伐愈加快速和坚定，经济发展就会越来越持续性地显现出高速和良性的势头，它没有理由不对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这个影响的直接体现也许在于，它既带来了全球出版业最后、最大的市场，同时，它又会是中国出版业真正拥抱世界出版的重要机会。中国正在不遗余力地以版权合作与贸易推动中国图书融入全球出版网络，谋求中华文化的崛起。
一、中国版权贸易发展概述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大概应从20世纪初算起。1899年，时任南洋公学院院长的张元济与严复经多次协商，最后就出版严复所译《原富》达成协议：以2000元买下《原富》译稿，同时，书出版后再按二成版税付给严复。这是今天有据可查的最早的现代意义的版权贸易。这一时期的对外版权贸易也是寥寥无几。
（一）新中国版权贸易沿革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包括著作权法在内的整个国家的立法工作举步维艰、进展迟缓，既没有版权国内立法，也就不可能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版权公约。虽然此间曾有过我国与前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相互“友好”使用作品的行政规定和实践活动，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涉外版权贸易总体而言是不存在的。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版权贸易才开始有了生机。在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前的这段时间里，虽然也有一些国内出版社与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前南斯拉夫等国家开展了版权贸易，但数量不多，且多限于合作出版方式。这一时期数量多且影响大的版权贸易还是在祖国大陆与港台地区之间。例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先后在香港出版；经大陆作品版权人授权的《资本论》、《中国园林》、《中国美术全集》、《故事大王》等作品先后在台湾出版；而台湾作品《彩色世界童话全集》、《席慕蓉抒情诗精选》、《琼瑶作品集》等也先后被引进大陆。到1992年底，仅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的海峡两岸间的各类版权贸易就超过了2000项。①两岸版权贸易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涉外”版权贸易的重心。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版权贸易的全面启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的部署实施均已取得初步成效，国家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对外科技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特别是1992年10月，我国正式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为我国的对外版权贸易的大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而1995年《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加之，成长中的出版社和发育中的出版市场正日渐成熟，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对外版权贸易的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契机。据国家版权局的调查统计，1995年，我国内地引进版权1664种，输出版权354种；1996年，引进2515种，输出250种；1997年，引进4075种，输出322种；2000年，引进7343种，输出638种；②到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全国图书版权引进数量分别为8250种、10235种和12516种，输出为653种、1297种和811种。2004年和2005年，引进图书版权分别达到了10040种和9382种，输出达1314种和1434种。③从1990年至2005年这15年间，我国内地通过出版社开展的仅图书版权贸易数量就超过86741种，其中引进超过76132种，输出超过10609万种。④2006年闭幕的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实现了图书版权贸易顺差，版权输出与引进之比为1.23∶1。这些逐渐增长的版权贸易额和十年的版权贸易总额均显示出我国内地的出版业正稳步走向世界，对外版权贸易已初具规模，版权资源的跨国共享已不再是某种遥远的梦想。
（二）1990年以来中国内地对外版权贸易分析
据国家版权局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2005年，我国内地出版社共引进图书版权9382项，输出图书版权1434项，引进输出比例为6.5∶1，较之2004年引进与输出比例7.6∶1来看，版贸逆差进一步缩小，且输出版权数量为近五年来最多。
尽管如此，在出版业内外，“10∶1”还是成为被引用频率最高的数字。“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说法几乎已成为国内出版业者、政府官员乃至普通百姓对我国内地出版业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谈及版权贸易，就是一片惊呼之声和担忧之情，甚至没有改变的迹象。于是，“走出去”一时间成为热得发烫的词汇。下面我们就中国内地版权的引进与输出进行一下分析。
1.版权引进分析
据统计，1995年至2005年我国内地图书出版社引进版权累计77499项，输出版权累计8110项。图书版权贸易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涵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引进图书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为美国、中国台湾、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占引进总量的八成多，美国更是占引进总量的半数甚至更多。
引进多于输出，这的确是中国内地版权贸易的现状。这种状况与我国目前自身的经济实力、科技发展水平、管理体制、开放程度有关——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经济建设发展对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需求异常旺盛——向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急需的科学技术，版权贸易充当了重要角色。因而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引进大于输出的局面客观存在。
以汇集了全国230多家出版社、版权引进最多的北京为例，引进图书品种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文学三大类型上。1995～2003年，计算机类图书的引进量占北京地区图书引进总量的45%，几乎占到引进版权总数的一半。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和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引进量更占到该类别引进总量的69.4%。在计算机类图书引进前十名的出版社中，有8家计算机图书的引进量超过该社引进版图书的50%。经济管理类图书是第二大引进板块，占引进总量的21.7%，参与引进的出版社达40多家。文学类图书占引进总量的15%左右，为引进的第三大板块。
由此可见，计算机类图书最能反映版权贸易对科技引导的作用——大量计算机类图书的引进，使我国与世界同时了解到最新的发展技术，缩短了我们与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差距，推动了相关技术发展，成为引进版图书中的龙头股。计算机类图书的引进，不仅为出版社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也树立了出版社的品牌形象；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衍生出的成功的经管类图书，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初期的需求，经管类图书自然成为引进的热点。
我国内地版权引进数量正在逐年攀升，并呈稳步增长的态势。版权引进量从1991年的483种增加到2005年的9382种，十年间增长了近20倍。1995年以前呈平缓增长态势，从1991年的483种到1995年的1185种，年均增长率约为29%；1995年以后呈高速增长趋势，从1995年的1185种到1999年的4016种，这200家出版社年均增长率约为48%。版权引进量从1995年的1664种增至2000年的7343种，全国年均增长率约为57%；2001~2003年间，我国内地出版社图书引进版权绝对数量增长又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时期，由8250多种增加到12516种，平均每年增长量达2000种之多。这说明，我国内地出版社在经过加入两个国际版权公约初期的短暂的茫然和阵痛后，很快就适应了国际版权贸易规则，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内地图书分销业市场的逐步开放和业内版权意识的日益加强，图书版权贸易已经成为许多国内出版社一个新的市场开拓空间和经济增长点。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国内地出版社的版权贸易能力得到锻炼和快速提高。同时，海外版权资源以递增的趋势涌入我国内地图书市场，说明我国版权保护水平正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出版界的积极肯定。
我们必须明白，版权贸易是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贸易，具有外部效益，现阶段存在引进大于输出数倍以上的状况是符合国情的，逆差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出版界从国外进口大量图书和版权，缘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但需要中国文化的支撑，而且需要汲取全世界最优秀、最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精髓，也同时是为了满足国内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有市场就有满足市场的行为，这是无可厚非的。
另外，版权贸易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贸易，不能与一般的物品贸易相比较。就像从国外引进资金一样，我国目前也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先进的科技成果，而图书正是科技引进的载体。比如，近年来我国内地引进了大量的计算机软件图书，使我们在这个领域几乎与国外达到了同步水平，这是好事，因此，版权贸易逆差并不能说全是坏事。
据国家版权局统计，2005年我国内地版权引进数量较多的五个地区是北京、上海、广西、辽宁、吉林；输出数量较多的五个地区是北京、上海、陕西、浙江、辽宁。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正将“全力引进”的版权战略调整为“引进输出并举”，位居版权输出前五位的国内出版社其引进输出比已远低于10∶1。
近年来，不少出版社注重立足于本单位的专业特色和优势，精心规划，合理定位，在版权贸易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品牌。有的出版社精心策划，选取不同国家、不同出版社甚至不同门类的品种加以重新组合，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直接引进，使得原品种的单一效应变成了整体效应，对读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也使出版社引进图书由被动转为了主动。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译丛”和“心理译丛”两套丛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哲人石”丛书等。有的出版社紧扣自己的专业特点，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眼光，引进相关的品种，并尽量做到完整、系统。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则对引进版《迷宫系列》经过翻译、编辑、版式重新设计等再次加工，反又输出到泰国去。
2.版权输出分析
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优秀、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经过近二十多年的迅猛发展，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中国已进入世界经济大国行列。中国需要学习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承载着传播中国文化的图书“走出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上世纪最后20年，文化商品的国际贸易额呈几何级数增长。1980～1998年间，我国内地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及体育用品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激增至3879亿美元，但绝大部分是在美、德、英等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文化商品的进出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的现象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这种强弱对比如此明显的贸易背景下，“硬”文化与“软”文化的输出都注定是举步维艰的，近十年来版权输出仅为引进的十分之一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