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时任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的马步芳即致电蒋介石，表示他继续反共的决心：“惟杀贼致果，或可以竭忠诚。”这期间，我西路军曾告知马家军：西安事变既和平解决，河西军事亦应罢手言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马步芳认为“此股匪消灭与否关系大局者至大且巨，是以严词拒绝，不为软化，诚恐有影响剿匪整个计划，仍行继续进攻，以期聚歼。”1937年2月1日，西路军再次致函马元海，指出：“本党已与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去电谓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全国庆幸，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派代表与贵军商洽一切。”而马步芳则认为西路军已山穷水尽，此属缓兵之计，再次拒绝接受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继续严令所部围剿西路军。这样一来，使只有消耗没有补充的西路军的处境日益严重起来。
为了尽快解救与青海马家军苦战的西路军将士，党中央即刻采取了政治方法解决、经济方法收买和军事增援同时进行等营救措施。首先，党中央要求南京政府迅速“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并告知西路军：“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御侮的和平解决，现在获得相当成效，蒋已允许红军主力驻陕北，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事实上停止剿匪，但此种允诺，尚待充分保证。蒋仍有分化张、杨，继续剿共战争可能，特别是西路军所处现状，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我们虽以各方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但惟一的仍须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曾命西路军东返，故电文中有“东进”一说——笔者注）同时致电正在西安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利用关系去找二马：“（1）郭洪涛同学刘天民系杨虎城的人，曾作过青海的代表与两马有旧，可以去找两马。（2）吴鸿宾是回民，是邓宝珊的人，亦可亲见两马。以上二人在西安均系大学生，与杜斌丞甚要好，请注意找一找。”
在经济上，党中央一方面派人为西路军购办所需物质；另一方面为收买二马积极筹款。1936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电中提出：“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15000件，鞋袜各18000双，子弹带15000条，补充子弹15万发，是否可行，盼复。”（后因张学良将军12月25日陪蒋回南京未归，此计划未能实现——笔者注）后来，毛泽东听说马步芳很爱钱，又致电周恩来想办法送一笔钱给马步芳，要马允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1937年2月27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致电周恩来并彭、任：“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乙、对两马不但是10万就是20万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丙、此事需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谕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们将来有莫大利益。”
在军事行动上，党中央也采取了积极营救措施。1937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指出：“目前重点，在（再）弄到50万元款。（1）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2）前方3月份无伙食费。因此伯承谈话应着重于此，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7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及其骑一团组成增援军，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并告知周恩来等：“甲、增援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顾，过早恐危险。乙、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丙、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陈、徐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但似以第一种较有利。”3月4日，西路军告急：“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办法灭马敌。”党中央闻讯后，一方面致西路军电：“想尽一切方法，至少支持30天，就有办法。”一方面命刘伯承、张浩率援西军立刻从陕西淳化出发，火速西进救援。然而一切为时已晚，当援西军尚在路途上急行军时，千里之外的西路军已兵败祁连山。此时，心急如焚的援西军才走到陇东镇原、青石嘴一带。
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对西路军余部的安危极为关怀。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要他向顾祝同交涉河西红军善后问题。电文指示：“甲、向顾主任祝同声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引起了红军中特别是四方面军中极大的愤慨，认为彼方有急难时，我方不食旧仇全力协助了彼方，而彼方对河西红军则采取此残酷无情态度，殊失大政党风度，关于此事之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与追究之权。乙、现集凉州之俘虏6000人，要求顾主任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经过关师长麟征驻地移至四方面军归队，请彼注意切勿再有残害与压迫之事，到兰州时我方派人前往招待。丙、对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丁、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依其转赴新疆受盛世才收编。”在党中央的积极营救下，一部分西路军将士先后回到了党的怀抱。西路军总部宣传部长刘瑞龙等人，就是党利用统战关系营救出来的。
1937年4月底，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37人在李先念等同志率领下，终于到达新疆的东大门星星峡。这时，由莫斯科赶到新疆的陈云、滕代远一行，受党中央的委托，带着几十辆汽车，载着衣服、碗筷和哈密瓜等也来到了星星峡，迎接经过千难万险的西路军幸存者。这批幸存的红军将士后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留在新疆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
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营救孤悬河西的西路军21800多名将士，仅发出的来往电文就达156件，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西路红军的热情关怀和积极支持。
西路军失败后，除有400多人到达新疆保持战斗集体外，约有6000名红军将士被俘押抵西宁，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残暴杀害和苦役。从河西到西宁300公里的路途中，被杀害的西路红军达300余名，平均每公里就抛下一名西路红军的尸体。在西宁市郊，马步芳部先后屠杀和活埋西路红军数千名，有的被剖肚抽肠，有的被揭头皮，有的被挖心取肝，有的被浇油点灯，有的被乱石砸死，有的被当做活靶。那些落入魔掌的女红军，有的被马步芳强制赏给部下作婢妾，有的编入供马部玩乐的所谓歌舞团，有的被百般凌辱、集体轮奸致死。敌人残害西路红军的惊人暴行，激起了各地社会公正人士的严厉谴责，迫使马步芳不得不改变手法，一面以伪善面貌将被俘的红军编入“补充团”，一面继续进行秘密杀害。“补充团”下属四个营，直属新编第二军，在循化、化隆一带，强制被俘红军投入苦役劳动。据资料记载：被俘红军仅在循化查汉大寺工及古什群峡开荒2500余亩，并修水渠一条，计长3公里；在化隆甘都西滩开荒5000亩，修渠一条，干支渠计长4公里；在民和享堂修补大通河木桥一座，其中码头石方工程，即达340余立方米；在西宁西郊湟水上修建四孔木架大桥一座，土方、石方及排水等工程，极其艰巨；在西宁东郊乐家湾，修建铁骑沟土窑营房六七十处，还在乐家湾南山根修防洪沟一处，深3尺至丈余，宽约8尺，长2公里；（西）宁张（掖）公路卡子沟至达坂山八盘顶段石方工程十多处。1937年冬，“补充团”调往甘肃张掖，被俘红军仍然过着非人生活。但是，活着的被俘红军没有被敌人的残酷暴行所摧垮，他们坚信革命会胜利，一面与敌斗争，一面千方百计逃离虎口，有的回到了延安，有的到了抗日前线，有的隐居乡村。
1958年7月，朱德视察青海时，得知全省还有失散的西路红军近500名，仅西宁市就有80多名时，很激动。他说：“要把失散后活下来的同志调查登记起来，如没有重大叛党行为，都应该承认他们是红军，生活上给予照顾，安排适当工作。”并强调：“这件事很重要。”为了纪念西路军牺牲的烈士们，朱德为西宁市烈士陵园纪念碑题写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