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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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曾国藩稳慎的做人智慧(3)

王闿运满腹经纶,欲报效国家,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王闿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闽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后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闿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则“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闽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清。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王尚健在,故其说宜有据。计其进言当在1855年冬王到武昌探望曾营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至甚,而于其意见,殊少采纳,却也是事实如1856年初王作书与曾,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王闿运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谈,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闿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闿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闿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就,王闽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闿运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据说民国后,珍藏着曾国藩“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的朱老夫子,曾专门去拜访这位当年行纵横计的王闿运,并拿出曾联求王写跋语。王闽运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笔,另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书毕,对朱君说:“吾不敢着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霸才悔过,对曾国藩恪守名份、不越雷池一步的行为赞叹不已,说叫曾国藩的忠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不肯越雷池一步,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操守。现在有许多人走向失败,就在于他们无所顾忌,任作妄为,跨越雷池,总想事事成为人先。殊不知任何一种名利的诱惑之下都深埋着一个陷阱,稍有松弛,就有可能落入圈套,再也没有机会爬起。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而言,越名位的事应该慎而又慎!

每时每刻都要小心

【曾国藩语录】

身居高位有三端:一是不参与,二是没结局,三是不胜任。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惟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所说的“惊心啊,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马,万分危惧,就好像将要坠落在深渊里”,惟恐自己不能胜任。

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烈马驾车,绳索已朽,随时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又不是如此?

他详细阐发说:国君把生杀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同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介之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对此语略微加以改动:“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如果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就会少生无妄之想。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曾国藩虽身居高位,却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益觉如踏危局。这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都得到了。

正是这种战战兢兢、时刻处于危机之中的心态,造就了曾国藩一刻也不放松的性格,成就了他的显赫功业。

知足者常乐

【曾国藩语录】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着,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为是他善于从“知足”两字面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与修身之术是分不开的。他以“知足”、“谦让”为人生学问,真可谓智者!

曾国藩深谙知足之道,他曾经写道: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汰神愈昂,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勤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这话的意思是: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喻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是的,名利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曾国藩认为: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日长傲,日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嚣讼。凡机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撼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惭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诺奏犊,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善于知足,讲求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一种有所作为者的谋世智慧!一个人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跟自己是否知足有很大的关联。心不知足,天底下所有的名利都填不满自己欲望的口袋。心里善于知足,则幸福就会充满于自己的起居生活中。名利心太大,会让自己急功近利,而忘记了藏在底下的危险,做人太盛气凌人,就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这些东西,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屑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