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曾国藩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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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七 用人须慎,非才不用

曾国藩认为,在用人上必须特别谨慎,用人得法可以推进事业发展,而用人不得法则可能招致失败。除了要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外,还必须做到用人须慎,非才不用,严惩害群之马。

在曾国藩看来,夸夸其谈的人不可用。曾国藩认为,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曾国藩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因此,曾国藩不仅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中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李鸿裔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特别钟爱他,拿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密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的"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看重他们的名声,都把他们召纳了进来。然而只是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安排事务和职位。一天,曾国藩正和李鸿裔在室中坐着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某一位老儒所写的,这老儒即是这十个圣贤中的一个。

李鸿裔看后,觉得此人并没有什么水平,徒有虚名罢了,于是提笔便在上面戏题了一首歪诗,辛辣地讽刺这个人的虚伪,写完后,扔下笔就出去了。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道"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把李鸿裔找来,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文字问道:"是你干的吧7"李答:"是。"曾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奉,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隐伏在这里边了。"李鸿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便深深地收敛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在曾国藩看来,轻薄人不可用。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深层次的理解,他说,大凡人品德寡薄,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臼夜合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台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区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

因此曾国藩最反对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严谨,更多地看到别人长处的人。他尤其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会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照顾。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艰难的时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四处寻找,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

在曾国藩看来,除了要慎重使用人才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不讲究组织纪律性的人一定要清理出去。在曾国藩驻军衡阳、编练湘军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

王鑫本是曾国藩非常赏识和信任的一名将领,一直受到曾国藩的重用。

为了招募更多的湘军,也出于锻炼培养王鑫的需要,曾国藩命王鑫回湖南招募湘勇。王鑫回到湖南后太过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讲究排场,湖南当地的士绅对此有所不满,后来王鑫又将湘勇招至三千人,远远超过规定的人数。

更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鑫竟然带着三千湘勇赶到长沙,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密切起来,很显然有不再听曾国藩指挥、希望自立门户的倾向。

曾国藩实在无法容忍,于是断然要求王鑫立即将军队带回驻地,并明确地说除一营由王鑫统带外,新招的湘勇只保留二营和三营,并且营官由曾国藩直接任命,军队按照统一的营制操练。但湖南巡抚骆秉章暗中支持王鑫,主张保留军队,并命令加紧军队的操练,听候调遣。在这种情况下,王鑫有恃无恐,公开抗拒命令,最终导致曾国藩和王鑫的彻底决裂。从此以后,王鑫自行制定规章制度,自己选派营官,目的是在组织上、制度上完全独立于曾国藩的湘军之外。面对关系到自己和湘军前途命运的大事时,曾国藩绝不妥协。于是,一八五三年十二月,曾国藩给王鑫发去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函,曾国藩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要求王鑫立即回到驻地,自己统带一营士兵,其他各营由曾国藩委派营官统带,各营的勇丁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随意裁减、增加人数,更不得各行其是,并明确提出新招募的勇丁必须经过统一的两个月的训练后,才能开赴战场。简而言之,王鑫必须听从自己的指挥,否则就将王鑫逐出师门。

王鑫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章比追随曾国藩更有发展前途,于是对曾国藩的警告丝毫不予理睬。骆秉章为了拉拢王鑫,表示湘军可以继续驻扎在省城长沙,所统带的三干勇丁可以不裁撤。于是,王鑫和曾国藩彻底决裂了。

不言而喻,王鑫式的决裂将对湘军、对曾国藩本人都产生恶劣的影响。

为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曾国藩断绝了和王鑫的一切关系,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对王鑫大加攻击,使王鑫失去一切发展的机会。再加上湖南省内财政发生困难,军饷不足,因此不得不将王鑫所率的三千湘勇裁减一千。王鑫的事件对可能出现的效法者起了警戒的作用。同时,曾国藩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一个湘军官僚集团,并对个别敢于步王鑫后尘的人,给予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