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平衡指的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或协调；不平衡指的是矛盾诸方面的差别性或特殊性。它们表示事物矛盾运动的两种状态。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与不平衡两者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在平衡中有不平衡，在不平衡中有平衡。两者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互相转化。邓小平从改革开放的新的社会实践出发，把这一规律运用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发展是不平衡的，生产力水平不同，自然条件不同，人的文化素质不同。因此，建设不能搞齐头并进，要承认差别，从各地的特殊性出发，遵循不平衡发展规律。“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党的政策是，在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他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小平强调：“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主体与补充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做出的科学分析。它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①经济领域。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主体与补充的关系。所谓主体，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领域就是指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谓补充，指的是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针对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邓小平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因为公有制是主体，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无论外资企业、“三资”企业，还有个体经济，它们“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②政治领域。主要指对香港、澳门、台湾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祖国统一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政策是在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制定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稳定与发展
邓小平论述改革开放时使用的一对范畴。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就决定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认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要发展经济，就要打破严重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闭关自守”的状态，这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发展中国的路线，要求把改革开放贯穿于中国整个发展过程。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根本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强调，发展要善于抓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不多，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要善于把握住机遇发展自己。为了发展，邓小平强调国家必须保持稳定，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他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因此，“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思潮。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是：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只有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了，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稳定的政治局面。他指出：“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还把稳定与发展的关系，运用于分析经济发展的速度。他认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全国的经济发展，要争取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这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总之，“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破与立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破指破坏旧的东西，立指用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两。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对于那类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反动文化，应该打倒，“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文革”中提出的“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邓小平关于破与立的论述大致有两种情况：①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一个问题专门讲破与立。他指出：“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②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谈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重点谈到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指出，这是一件复杂的任务，“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对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是中国共产党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明确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这是由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的性质所决定的。
变与不变
邓小平论述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动要适应世界的变化，以及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重大政策要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的辩证法思想。针对国内外的各种疑虑，邓小平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随着实际的发展，要不断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要通过实践检验和认真总结经验，使现行的方针、政策更完善。因此，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成好事，问题是变什么，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同时，邓小平又强调：“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他指出这些路线、方针、政策人民赞成、拥护，就变不了，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如果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因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总的方面看，我们这一代不但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不变也就是稳定。就中国的对外开放而言，邓小平指出，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就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而言，这个方针五十年不变。如果有什么变化，一定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
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