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是家中唯一男孩，也是外公最器重的孩子。他禀赋聪颖，斯文儒雅，家庭也有条件让他接受较好的教育。他196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是那一代人中真正的天之骄子。舅舅小学毕业考上三原农校，上了一学期，脚冻生疮，就回到武功河道小学补习一年，后又考上绿野中学。初中毕业后，在普集中学住读高中，1959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他不喜欢生物专业，想补习重考。外公训诫到：“咱们家成份不好，你不去师大，就到太峪工地去”。别无选择，舅舅只好上了师大。毕业后先在三原搞社教，再到陇县知青办，后来做了陇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成为副县长候选人。这时突然来了一纸调令，他被调到宝鸡市税务局任人事科长。舅舅在税务系统工作多年，兢兢业业，恪于职守，清正廉洁，最后从宝鸡市高新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局长的位子上退休。
外公看重每一个孩子的教育。在1960年代，受教育的权利并非男女平等，但外公不仅让家中男孩读书，女孩也要读书。二姨妈和我的母亲虽没有像舅舅那样上大学，但也是读了书的。那时不兴女孩子读书，但外公坚决要让二姨妈和我妈进皇甫小学。小学6年制，她俩一前一后读完。其间，外公雨天割苜蓿，路滑摔了一跤，得了坐骨神经痛，走两步就得歇一歇，我母亲性格开朗，陪伴外公到杨凌、西安寻医问药，耽误了三年级，后来跳级直接上了四年级。小学毕业时，她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到长宁中学，那时上中学讲家庭出身，地主家庭的成份使得母亲没有上长宁中学，勉勉强强上了西马农中。前半天念书，后半天干些拾粪、拾棉花、割草的农活。听村里的舅舅们说，母亲念小学时爱唱歌跳舞，但因为从小没妈，遇上大事小事总爱哭。
外公就是这样一个开明的人，但时代却给他的人生设置了沉重的沧桑坎坷。除了壮年丧妻外，十年“文革”中，他受到太多严酷的摧残。姨妈和母亲至今想起都悲从中来。
那个时代造就了太多的人间悲剧。
“文革”开始时，外公的三个长兄都已故去，这个大地主家庭的旧账就全算到外公一个人的头上。为了要外公交出银元，那些整人者让外公打赤脚站到冰上。隆冬腊月，天寒地冻，正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空旷原野，外公咬紧牙关站在冰上，冻得脸色乌青，瑟瑟发抖。外公还受过一种整人的办法，叫“冰糖人”，就是大冬天给人衣服上浇水，让衣服结冰，把人灌得像蜡人。那时，舅舅在外读书，大姨妈、二姨妈还有我妈心痛得揪成一团，替外公去死的心都有了。其实，外公家中并没有多少银元，他这个所谓的地主，只是有些良田，雇些长工短工，以粮食放债罢了。
外公家的宅子是很讲究的。那时关中的财东有了钱通常都会大兴土木，建造上好的宅第。门房、厅房、两排对应的厢房，还有后房、上房，中堂挂着对联和画儿，外墙壁上的砖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石榴、桃子、佛手、仙鹤。房里的柱顶石足有半米高，顶着结实的大柱子。屋外有渗井，下大雨可以聚水，以备洗衣之用。屋宇上空笼罩着巨大的瞒天网，网上吊着大牛铃。一点都不影响阳光洒下，但是连一只小麻雀也不能飞进院来。瞒天网为的是防备土匪抢劫。要是有土匪试图从房顶溜进院里，瞒天网上的大牛铃就会急剧地“当啷啷”作响。没等土匪落地，全家人就会操持家具出动了。据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则成语就跟瞒天网有关。
二爷在世时，土匪猖厥。家里几次被土匪抢。有一次二爷被土匪烧伤。外公悉心照顾，兄弟俩夜夜在一个炕头睡着。按照家中规矩，从我老爷手里传下来的治疗鼓症（今称“肝腹水”）的偏方只传了当家的二爷。但是因外公照料二爷也得悉了一点方子。后来，外公也曾为人治疗此病。
说我的外公在“文革”来临时并不富有，没有人会相信。在别人的眼里，他这个地主不知该有多少财富。但是事实上，他既没有银元，也没有什么办法使人信服他没有藏富。
姨妈们至今都记得一件事。有一次，又开始整人了。我的外公作为地主未能幸免。他被人追赶，奋力地跑到田野里。为了逃生，慌不择路，跳下一个大壕沟，当即摔得脚崴走不了路。费尽力气爬到棉花田里，饥寒交迫捱过一夜，清晨爬到路边，被人送到邻近村子的亲戚家。那时他的脚脖子已经肿得透明发亮。修养数日，怕连累亲戚，又担心回到皇甫继续挨整，外公一个人孤单单飘零到了西安。家里姨妈和妈妈不知外公是死是活，急得哭作一团。
母亲偶然得知外公一个人去了西安，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一个小姑娘家只身一人跑到西安来寻。她先跑到后宰门小学伙食房，因为做饭的是咱们皇甫乡亲。乡亲说外公没有来过，母亲只好留话，说只要来了，就请收留，她会天天晚上来问的。外公出门没有带钱。他独自流浪西安的那些日子，饿了就在西大街的一些小饭馆里，吃些人家剩下的东西，草草果腹。晚上就露宿街头，其实哪里睡得着？对于曾经往来于长宁和西安西大街之间做生意的外公来说，这是怎样的屈辱和不堪，但是外公忍了受了，活了过来。终于有一天夜里，母亲在后宰门小学见到了外公，他也来找这个乡亲了。外公形容枯槁，瘦得不成样子。生死重逢，悲喜交加。对于我的母亲来讲，没有什么语言能够表达她的痛苦，表达她对受着非人折的父亲的疼惜和悲悯，以及对自身弱小的苦恨和忏悔！
外公的中年是苦难的，他换来的是儿女们的幸福。
我的二姨妈在“文革”初期嫁到离皇甫不远的马寨子。二姨父姓赵，当时在陕北安塞当兵，后来转业成为铁路工人。二姨妈为人谨慎，持家节俭，吃苦耐劳。二姨夫长年在外流动作业，她一人在家，打理家务，养育孩子很是不易。
1969年，外公的老相识即兴平县一个爷爷来到皇甫为母亲说媒，说的是西安的一粧媒。外公为他的三女儿慎重选择夫婿，最后认准了这个西安青年正是我的父亲杜志清。以那时的交通而论，西安距武功很遥远，一路都是望不到边际的田野，我的父亲常常骑上一辆破旧的二八大自行车，迢迢地骑到皇甫村去看望母亲一家人。他的善良、勤劳和宽厚感动了母亲，也感动了我的外公。
1970年，20岁的母亲离开皇甫远嫁西安。当时的武功县相当保守甚至守旧，像我母亲那样勇于走出故土的女子，是非常罕见的。这并不单纯意味着我的母亲是多么勇敢和独立的女性，那也是外婆早逝、外公艰难持家的境遇使然。我的父亲以他热诚厚道的胸怀容纳了我历经苦难的母亲。他也是幼年丧母，共同的不幸遭遇，使得他们同舟共济、相濡以沫，把所有的爱都倾注给了我们姐弟。
小时候的寒暑假或者赶农历七月十二的庙会时，我们姐弟经常牵着父母的衣襟回到皇甫村。我们在村子里有很多亲戚小朋友，还有许多村童伙伴。结伴儿在涝池岸边粘知了，割树胶，在田里剥豌豆，烧玉米，在苜蓿的紫色花海里打滚嬉戏。我们也曾与外公手拉手走过日暮晚雪的原野，夜半聆听后院啼月的杜鹃……
五个子女都成家立业后，外公即使一人独居乡下，也过得很舒心。沧桑阅尽，他很早就洞明了生活的真谛。心怀淡泊平静，为人低调含蓄，从不与人争名夺利，我的外公可谓关中乡间的贤者和智者。他的子女们事业有成，生活安定，孙辈积极进取，使他在晚年享受到了天伦之乐。那时候，外公常常开心地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的笑容单纯天真，好像什么苦都不曾受过一样。
舅舅常把外公接到宝鸡。外公总是告诫他：“好好给公家干事，切勿心馋”“把你自己管好就行”。外公生怕因家庭之事而使舅舅接受贿赂犯了错误。为了不给舅舅增添负担，他总是不要舅舅给的钱。
1994年，我从天津读书回来参加了工作。夏天，我来到皇甫村拜望外公，带上他喜欢吃的腊牛肉。那时我试图做一些外公家族的笔记，为的是将来不至于对我的祖辈一无所知。外公已经80岁了，每天早起早睡，仍然坚持清晨刷牙的习惯，他的一口牙齿直到晚年都洁白坚固。晚饭时，我们爷孙俩煮“糊嘟”喝，就着他亲手腌制的蒜薹。我问起过“文革”当中他的经历，外公什么也不讲。母亲说外公是被整怕了，而我却理解这是外公的一种人生取向。他只对晚辈讲这一生的乐事和收获，闭口不提所有苦难。也许在外公强大的精神世界里，如白驹过隙的人生，很多的痛苦和不快都不值得留存在记忆里。这就是皇甫人特有的那种精神，巨大的进取心，在逆境中顽强不屈和笑傲人生的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