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有三种境界：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是描写寻找禅的本体而不得的情况。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描写已破法执我执，似已悟道而实尚未的阶段。第三境是“万古长风，一朝风月”，这就是描写在瞬刻中得到了永恒，刹那间已成终古。在时间是瞬刻永恒，在空间则是万物一体。这就是禅的最高境地了。
——李泽厚《庄玄禅宗漫述》
境界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强调的最高品味，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万古长风，一朝风月”可能就是冯友兰谈人生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个境界中的天地境界。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万古长存的，风月每日不同，就看每个人自己的修炼和领悟了。
正心修身不是目的，而是追寻人生终极意义的途径。人生若能冲逸、从容，而又入世、成事，当是一片化境了。臻此，人生何憾！
4.1 脱俗与豪迈
东汉黄宪，布衣生活一生，既无丰功伟绩显赫于人，亦无名山之作流传于世，但在当时的士人阶层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与赞誉。他的形象似乎是：心境开阔宁静，面目和蔼安详，安于贫穷，与世无争，一切顺其自然，仿佛脱离了世俗世界，永远地生活在一个理想的意境之中。历来功名是人生的最大诱惑，更何况黄宪生活在那个时代，要抵御住功名的诱惑，在当时人看来是极其困难的。他的不愤世嫉俗、超然物外，在同辈人中是绝少见到的，但又是人们所向往的。与那些隐士、逸民们相比较，黄宪的行为举止绝无被迫无奈和矫揉造作之嫌。道家思想凭借着深厚的内涵为自己塑造出了一个魅力四射的真实典型。东汉名士郭太路过名士袁阆处，仅见一面就离去，一宿也不住。而到黄宪那里，住了几天也不愿离去。别人问其原因，郭太讲，袁阆的学识气度，如同一泓泉水，虽然清澈见底，但容易舀干。而黄宪的气量，就如同汪洋恣肆的千顷湖水，澄滤不显得清澈，搅扰也不显得污浊，简直是无法度量的。
退一步讲，人生境界能如三国的诸葛亮“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也已难能可贵了。
东晋的谢安，曾闲居山东。有一次与人外出游览，泛舟海上。突然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同行人惊惶失措，大喊回去，但谢安毫不在乎，依旧兴致勃勃。这时，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高，众人吓得乱成一团，东倒西歪。谢安见状说道，如果这样，就不回去了。那些人不得不安静下来。谢安安邦定国的胆略可见一斑。事实上，谢安不久就东山再起，担任东晋宰相。
北宋诗文、书画大家苏东坡，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被一贬再贬，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但他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又能保持独立的见解。
他说，其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还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品味和实践了随缘自适、潇洒豁然、悠然豪迈、达观处世的境界。北宋黄庭坚曾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苏东坡被黄庭坚誉为“有盛名而退无自矜之色，此为过人。”
4.2 致用与创新
周恩来在年轻时代就写下“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志向远大、人格卓越，务实爱民、鞠躬尽瘁，赢得全社会的普遍尊敬并成为一代楷模。“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阐述我国20世纪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20世纪末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和“发展是硬道理”的着名论断。事实上，“翻两番”的数量要求提前实现了，科技与其他领域的进步也有目共睹，但本质上的发展，即所谓的创新方面的问题，随着投入的增多而日益显现。基本的“投入产出”
指标成了被模糊或忽略的指标，而“出”中到底有多少科学创新和技术进步，则成了被扭曲或空洞的概念。
科技界被投入了大量经费，可是获得的原创性成果以及形成的实际的产品与投入量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比如诸多大型机构的主要设备还要依赖进口。很多科研工作，既缺乏有意义的创新，又不能形成有市场的产品（这还是基本要求，有道是“科学不等于技术，技术不等于产品，产品不等于市场，市场不等于效益”）。
钱学森讲：我是从搞工程技术走向科学论的，技术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因而我思考问题，一方面在理论上要站得住，另一方面在工程上还要有可操作性。
林奈奖章获得者法布尔（Fabre，Jean Henri）终生对生物特别是昆虫的生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并将大量亲身观察所得写成《观察手记》，又名《昆虫记》。该书不仅体现了着者严谨的科学态度，而且还倾注了他的思想和感情，因而它既是一部有独到见解的科学论着，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许多学者非难其太浅显，缺乏科学价值。事实上，我们固然不能菲薄纯学术的文体，但读了他的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文章，却自然不能不更怀敬爱之意。
学习、研究的最高境界只有两个：一是理论上的创新；二是解决实际问题。其实，两者取其一，于普通人而言已极不容易。毫无疑问，创新理念和创新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但对受教育的学生而言，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是更为根本的，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是学生们未来工作中的基本任务。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来自于现实生活和实际环境，漠视问题的本来意义或应用背景，结果之无用是可想而知的。有了广阔的实践平台，有了切身的体会，有了对社会实际需求的逐步认识，创新应该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有意义的创新，是独辟蹊径，是在原来基础上的深化，或是推动学科发展或是指导产业应用，而不是单纯地“与众不同”甚至“另立门户”。如果脱离明确的目标、没有相关的工作，全然是“避实就虚”、“自言自语”或“孤芳自赏”，尽管是“新”的也于事无补，犹如“王顾左右而言它”。因为不同于以往的工作可以有很多，就如同本来要向东的航行，向西去了，与原来的出发点相比，都处于“新”位置了，但离题更远了。
出现这种现象，有问题本身困难的原因，也有考核指标被异化的导向因素，于是“经”就被念歪了。“创新”不能靠“倡导”
而来，如果我们不去提倡或鼓励本不应该提倡或鼓励的东西（如唯论文是瞻。本来论文是交流的载体，是一定程度上评价科研工作的标尺），创新成果自然会来。可幸的是，随着问题的出现，社会的认识趋向一致，即现有的体制存在不足或漏洞，但如何弥补或克服又是一个新的问题。要扭转局面恐怕非短期可至，需要评估体系的完善、项目要求的落实、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和科技人员的良知。
艺术创作与科技创新有类同之处。中国经典艺术创作强调以古为师而推陈出新，讲究线条质量和艺术深度、面目的生动和内涵的丰富。比如书法，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中的二十个“之”字各不相同。而这种创作同样应当避免仅仅为了追求有所变化而忽略审美要求或失去美学意义。中国汉字，无论用篆、隶、草书写，都应符合基本结构约束，因为这种结构即使不是符合黄金分割也是接近一种约定俗成的美感。没有变化当然也就没有生动和丰富可言，但“过犹不及”，过分的“奇”和“变”会使面目做作、牵强而缺乏空间协调性，效果适得其反，同样是“本想往东而实际西去”了。
众所周知，绝大部分书法爱好者不可能成为书法家，因为要形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个人风格是十分不易的，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书法练习者比比皆是，每个时代的一流大家有数量上的差别，但都是屈指可数的。科技界也一样。因此，甚至要学生都有创新，不是“拔苗助长”也是“张冠李戴”了。
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一文中讲，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我常想，前辈科学家的优秀品德和信念只要存在于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中国人民的全面小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必定前途光明。
4.3 眼界与事业
爱因斯坦说过，把安逸和快乐看做生活目的本身是猪的理想。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讲过，物质生活和你实现的占有，都不会产生自豪，只有那些受你影响、被你改变过的人和事，才能让你产生自豪。
许多有修养的人士能够避免利的诱惑，可是只有最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避免名的诱惑。所以，中国思想上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也能够保持原有快乐的本性的人。
现实生活中，追求事业是人之常情，而兴趣是事业成功重要的因素。诺贝尔奖和图灵奖得主西蒙讲他的事业就是他的兴趣：“你们已经看到我追随这个五十多年了，这个兴趣从没离开过我。”
王选院士在谈如何作出成绩的一些体会时讲了七点：扎实的数学基础；喜欢亲自动手，并有较多的第一线实践经验；重视跨领域的研究；正确的选题和选择正确的技术途径是至关重要的；不短视，不求虚名，把为国民经济和科学事业作出实际贡献当做奋斗目标；善于团结人；有拼搏精神。
当时，有人认为激光照排系统项目不适合于北京大学的背景。事实说明，王选院士的眼光是非常远大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不短视，不求虚名于成就伟大事业十分关键。
王选院士过早地离开了人们。在举国向创新型国家目标努力的征程中，王选院士的经历尤其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
被李约瑟赞为不仅是天文学家及数学家，亦是自然科学家，与王安石同时代的苏颂，直到进士及第后五十年，方始入相。从另一角度看，是中国之幸，他得以不受政事烦扰，而能专心科技。其科学成就主要在医药学（如撰《本草图经》）和天文学（水运仪象台）方面，有专着《新仪象法要》。他是科技工作的一位卓越的组织者，一位具有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的科学家，有政治才干、民本思想、务实精神，不恋权位，不参与党争。他“器局闳远，不与人较短长，以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至于王安石，适处其反，他一生都在与流俗搏斗。苏颂担任宰相期间，因为要替贾易复官之事争论，迟迟未做决断，有人上疏说他故意拖延诏令，苏颂当即请求辞职还乡。有人劝他辩护一下，他说，位居宰相而有人议论，说明他已不符合别人的期望了，怎么能去辩论曲直呢！力挽终而不留。这当然极端。宋哲宗绍圣元年，朝廷治罪元佑年间党派之争人员，其他担任过宰相的人没有一个不被贬斥的，只有苏颂例外。
春秋时，晋国大臣赵衰和他的儿子赵盾都曾掌握军政大权，但分别被比喻为冬天的太阳和夏天的烈日，冬日可爱，夏日可畏。前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后者专断严酷、不留余地。达到同样的目的，得到同样的结果，前者更令人钦佩、境界更高。孙叔敖是楚国的隐士，楚国宰相把他推荐给楚庄王想让他代替自己。三个月后孙叔敖做了宰相。孙叔敖自己三次为相也没怎么特别高兴，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能力、该当；三次被免去宰相也不觉得愤悔，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他的过错。
汉孝武帝时有个青年书生叫毛义，少年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一面发奋读书，一面为生计奔波，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母亲十分孝顺。逐渐地，他的名声大了，有个叫张奉的人前去拜访。两人交谈之际，毛义接到被任命为县令的檄文。他接受了。张奉是个注重品德操守的人，他以为毛义是个重视名利的小人，对此很不以为然。后来，毛义的母亲死了，毛义就辞官不做了。朝廷派车征召毛义，毛义坚决不受。
这时，张奉才知道毛义是为了他母亲才去做县令的，于是对他愈发尊敬了。
汉恒帝时，安阳人魏恒，多次被推荐入仕，他的左邻右舍也劝他去应荐做官。他说：夫干禄求进，所以成其志。现在后宫有千人之多，他们能减少吗？养马万匹，能减少吗？那么多权贵宦官能少得了吗？劝他的人说：不能。他叹息道：
让我活着进去，死着出来，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他终于不愿与升官图谋利禄的人为伍，隐身不仕。即使求取俸禄、追求升官也要以崇高的志向为目标。
而同样为官，有不同的态度和方式。郑板桥有题画竹诗句：“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不管做什么官，要把百姓的利益、安危放在首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去卖红薯。”
18世纪英国杰出医学家约翰·亨特为了要证明梅毒和淋病乃是由同一种“致病毒素”所引起的两种不同表现，将性病接种于自己身上。这是对事业何等的投入！
眼界的宽广与深切与否影响着事业的成败与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