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梦笔（Carsten Herrmann\Pillath）
00序一：中国应重续低税传统00清代中国与同时代西欧之间一个最显著的差异是，中国那时属于低税国家，而欧洲各国政府已被连绵不断的战争推向一个国家占用社会产值的份额不断提升的境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化之所以导致一些国家可以在20世纪部署可怕的战争机器，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此。而中华帝国那时仍然疲弱无力，最终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溃于一旦。当时，中华帝国就连稀缺的公共资源也被西方列强所攫取。这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原因。
西欧国家在上述方面加强政府的作用，是特有的西方政治思想得以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发展往往表现所谓“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观经常发生分庭抗礼，而这又集中体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对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尤其是诸如个人自由之类的价值观的强大作用，是制衡日益强大的国家的力量。因此，为什么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强大的本土传统的自由主义，其中一个原因是强大的国家作为其对应物实际上并不存在。事实上，在清代，中国社会的成长速度超越了国家：传统制度的形貌虽则尚存，但城市公民社会的作用日显，自由市场充满活力。儒家思想强化了这种趋势，它强调在社会中体现辅助性原则，例如在重视家庭与公德。低税制乃是政府所着意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的结果，如冻结地籍登记，并避免对商业活动征税。
中华帝国有着一种独特的政治结构。历经20世纪的动荡之后，通过事后观察可以发现，这一政治结构奠定了两千年之前一统文化和国家（body politic）的基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政治体比中国存续得更为长久。对于当今世界，我们可以从这一观察当中学到些什么呢？
我认为，冯兴元的新著《大国之道—中国私人与公共选择的宪则分析》（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关涉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税收问题。这里关乎所有可能的形形色色的税收。这意味着，全书不仅考虑到正式的税收，但也包括政府从社会和经济当中汲取资源的所有种种其他手段，例如“通货膨胀税”，贪污腐败或再分配性的干预措施。如果我们冷观旁观美国目前的政治僵局，就会发现正是税收问题处于其核心。有关税收的冲突，可能最终会削弱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欧洲债务危机涉及政府债务，因此也关涉税收，因为所有债务可能不得不要用税金来填补窟窿，或者通过推行通货膨胀来充抵。
如果考虑到看似属于技术问题的税收，许多政治辩论可以省却和中性化。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如果人们去研究税收制度，就可以最好地了解社会。即使是诸如“民主”之类的重大问题，最终也指涉税收——西方的政治革命就是为“无代表权不纳税”这一口号所感召和驱动。中国没有遭遇过相同的情形，可能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以低税国家的形象而出现。没有人可以摆出一套与这一事实相背反的历史。
我深信，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税收制度的设计问题。中国正面对一个巨大的机遇，因为它仍然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中国完全能够采取大胆的政策，设计一种真正革命性的税收制度。
冯兴元的新作包含了有关这种税收制度的可能设计的许多重要思想。在我看来，一个真正革命性的税收制度将包括几大要点。首先是它要简单，专注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共享新产生的收入；所有再分配职能应该简约成一种负所得税率，它适用于其所得低于一个门槛值的所有个体。其次是，它应该促进投资和储蓄，以便经济系统即便面对来自人口和环境方面的严峻挑战也可持续。为了这一目的，应专注于对用于消费的那部分新产生所得征税，而不对储蓄和投资征税。再次是政府的税收要遵循辅助性原则—涉及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只对社会提供辅助性支持；涉及到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提供辅助性支持。这也意味着，要彻底反思政府所承担的任务，因为税收最终服务于使得政府能够履行其任务。哪些任务最好能够由社会来履行？如果一项任务被明确指派给政府，那么应该将其指派给哪一级？
清代中国是一个低税国家，在其中，地方社区在确保社会能够正常运作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我们能说那样一种政府是“小政府”吗？不。政府的“大”与“小”，在儒家思想中关乎政府的精神和道德领导力强弱问题，而不是体现在所调动资源的大小规模上。在我看来，这个观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价值。
我希望冯兴元的著作在中国赢得众多的读者。中国的目标是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索取私人和公共资源方面保持平衡。这必然表现在税收制度的设计上。所以，关心“和谐社会”的每一个人，也应该认真考虑冯兴元书中的观点。
2013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