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晋北地区举行群众文艺调演，灵丘县王庄公社以罗罗腔传统剧目《描金柜》参赛，引起了省、地、县各级领导的重视，灵丘县人民政府遂采取措施，抽调干部、邀集艺人、招收学员，筹建罗罗腔专业剧团。1959年，招收了第一批罗罗腔学员。1960年，正式成立了专业性罗罗腔演出团体一一灵丘县罗罗腔剧团，并抽调戏曲工作者多人，对罗罗腔的传统唱腔和剧目进行了挖掘、整理，精排了《小二姐做梦》、《描金柜》、《打鸟》等大小不同的几个较优秀的传统剧目。灵丘罗罗腔剧团从1963年开始，陆续排演了《夺印》、《赤叶河》、《小二黑结婚》、《两块六》、《塞上新图》等多部现代戏，多次参加了山西省戏剧调演，较好地保留了这一古老剧种。
河东线腔
原为流传于我省芮城、永济，陕西邰阳、河南陕县、灵宝等地的线偶戏，早期名为“线胡腔”、“吊猴戏”。1962年，芮城县成立永乐线腔剧团，以真人上台代替了傀儡，去“偶”加“腔”改称“线腔戏”。
早期线胡腔，主要活动于晋、秦、豫接壤的三角地带。一般的班社由三五人组成，演出形式为边击乐边歌唱，边操作线偶。其中鼓师一人说唱主要角色，称“说戏的”；其它提线演员唱配角，称“搭戏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蒲州一带的线胡腔吸收、融合了蒲州梆子音乐唱腔中的一些成分，形成极富地方特色的艺术流派。为了与陕西邰阳的线腔相区别，将芮城的线腔称为“东路线腔”或“河东线腔”，其风格高亢清新、婉转缠绵，有别于陕西西路线腔的悲壮苍凉风格。目前线腔可考的班社是活动于清朝末年的马长胜班。
早期的线腔班社一般都供奉关云长为戏神。
线腔唱腔为线腔和梆子腔，演唱时真假声交替，咬字重，拖腔轻，加上“哎、噫、呀、哈”等虚词的运用，多表现深沉、幽怨的情绪。
线腔音乐属于板式变化体。基本板式有（慢板）、（二人板）、（顿字板）、（流水）、（散板），依照行当不同，感情差异来变换不同的旋律和唱法。乐队分文、武场。锣鼓经自成体系。
相传线腔传统剧目很多，有400多本，流传下来的有20多本。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有反映忠奸斗争的《大西汉》、《白阳河》、《龙凤针》；有表现反抗异族侵略的《三元征北》；有表现清官判案的《钟鼓计》、《花柳林》；有描写爱情题材的《鸳鸯帕》、《金碗钗》；有神话故事《二郎担山》等，唱腔优美动听，唱词典雅新颖。
线腔在真人登台之后，大量吸收蒲州梆子的表演程式，分脚色扮演。同时有选择地改造了原线偶表演时期的身段，以突出表现线腔戏在表演过程中上下、左右摇摆的特点。
线腔剧团成立以来，排演了传统戏《杜十娘》、《白阳河》，现代戏《梁秋燕》、《隔门贤》、《七斤三两》等30多个剧目。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创作演出的《隔门贤》和本世纪创作演出的《七斤三两》，都是新时期以来，线腔艺术发展变革中产生的脍炙人口的作品。
襄武秧歌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是流行于襄垣、武乡、沁县、屯留及晋东南其它一些地方的戏曲剧种。
关于它的起源无文字记载，相传，襄武秧歌最早是干板演唱，群众称之为“干板秧歌”、“地圪圈秧歌”。约于明末清初由夯歌演变而成。清乾隆、嘉庆年间，有了半职业秧歌班社活动清道光至同治年间，襄武一带的秧歌已开始登上舞台。
当时演奏乐器除有打击乐外，还有呼胡、二把、三弦等文场乐器。行当分工也日趋细致，有老旦、正旦、小旦、小生、大生、老生、小丑、老丑等。早期剧目有《刘芳舍子》、《小姑不贤》、《摘豆角》、《闹洞房》等。
光绪十年，襄垣县上良村艺人王福锁集襄垣西营、城底、上良、下良、白杨岭、韩唐、店上、源头、果沟和武乡上合、下合、北漳、监漳、陌峪等18个村的自乐班，组成第一个秧歌职业班社，称为“十八村秧歌班”，襄武秧歌在音乐、服饰、剧目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排演大型蟒靠戏《河灯会》、《富贵图》等，于是出现了在同一出大戏中“官唱梆子，民唱秧歌；花脸（不包括小花脸）唱梆子，生旦唱秧歌”的秧歌与上党梆子交错演唱的形式。
民国初年班社林立，秧歌大兴。较有名的班社是襄垣县公款局出钱，豪绅经营的官秧歌改良班、天义班、三元班、天成班、富乐意、悦意班和武乡的鸣凤班、鸣胜班、永乐义、庆荣班、元落义及屯留的安乐现、长子的安乐义等。
襄武秧歌有传统剧目130多个。襄垣官办的改良班曾试探排演过《戒烟》（指戒鸦片烟）、《禁赌》、《吸金丹》、《一元钱》、《溺爱镜》等时装戏。在此期间，第一代女演员李雪娥、路小梅母女登上秧歌舞台。
民国二十七年（1938），襄垣戏返村组织抗日农村剧团，演唱秧歌。次年，襄垣县吸收一批青年学生学唱秧歌，组建起抗日救亡宣传队，不久改称抗战剧团。
民国二十九年，襄垣抗日救亡宣传队与抗日农村剧团合并为群众剧团，民国33年改名为农业剧团，1946年调晋冀鲁豫边区，同年又改名为太行人民剧团，民国37年与调归太行行署直接领导的原武乡光明剧团合并为太行文艺工作团。
在此期间，八路军129师385旅成立前哨剧团，武乡县成立光明剧团，太岳区的襄漳县成立第二分团，屯留县成立群众剧团、襄垣剧团，沁县成立漳河剧团等，先后编写演出《换脑筋》、《打蟠龙》、《三更放哨》、《天灾人祸》、《糠莱夫妻》、《李有才板话》、《年除》、《改变旧作风》、《小二黑结婚》、《打春桃》、《李来成家庭》、《万象楼》等现代戏，以及《邺宫图》、《韩玉娘》、《王佐断臂》、《报父仇》、《逼上梁山》等古装剧。
民国三十二年（1943）12月，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为襄垣群众剧团题词：“抗日农村剧团模范”。次年，武乡光明剧团因编演《改变旧作风》、《义务看护队》，被太行文联授予题为“突飞猛进”的锦旗。
新中国建立后，襄垣县组建秧歌职业剧团，在音乐唱腔、艺术表演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创作演出了《洞房装疯》、《玉凤配》、《赵兰英进京》、《忠义缘》、《戏中书》等新剧目，取得了可喜进步。
除襄垣、武乡两个职业剧团外，在襄垣、武乡、沁县、左权、和顺、榆社等县，相继成立了近30个半职业和农村业余演出团。这些团常年坚持在基层演出，丰富了乡间文化生活，为襄武秧歌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
壶关秧歌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壶关秧歌原称“西火秧歌”。形成于明末清初，是以长治县西火、东火、荫城为中心，遍及长治、陵川、壶关、长子、屯留、平顺、潞城等县的民间社火的一种表演形式，1984年，山西省戏曲剧种学术讨论会上正式定名为“壶关秧歌”。
早期的西火秧歌经常在街头、饭场、打谷场和坑头演唱。它没有弦乐，只有铜器伴奏，所以又称“地圪圈”秧歌和干板秧歌。
清末民国初年壶关已有100多个业余班社在活动，如：西关壁、石坡、川底、上内村、盘驼底等。这些职业或半职业的戏班，经常到陵川、壶关、高平、长治、长子等邻近地区演，在与其他剧种的交往当中，脚色体制由演出“二小戏”变化为“三小戏”，演出场所由地摊向舞台发展，演出剧目也开始由演《马万银吵架》、《双缝嘴》等小戏，增加了《赵兰英进京》、《双许亲》、《烧陈府》、《彩楼配》等大戏。并且随着表演艺术的日臻完善，开始与上党梆子争夺演出市场。始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荫城村公义会，一直延续到1953年，该戏班阵容整齐，剧目繁多，足迹遍布整个上党地区。
由于壶关秧歌既有传统剧目近200个，以《琵琶调》、《打磨房》、《观花园》、《白马庙》、《清官断》、《白绫记》（连十本）、《柳林记》（连三本）、《合家欢》、《骂街》、《卖豆腐》、《借皮箱》、《堂断回府》、《打沙锅》等戏为其代表剧目。
壶关秧歌曲调简单好学、唱词通俗易懂，内容主要表现家庭、婚姻爱情方面，与群众生活十分贴切，语言生动形象，诙谐幽默，具有鲜明口语化、个性化特点，所以直到解放前夕仍在广大群众中流行传唱，许多村的班社直到解放后仍在活动，甚至流传到附近的长治县、平顺县以及长治市区。常演的剧目主要有《打酸枣》、《苏姐姐梦梦》、《凤英骂街》、《天齐庙》等。
1960年，壶关秧歌剧团成立后，在原有板鼓、老鼓、大锣、小锣、镲等乐器的基础上，增加了板胡、二胡、笛子、三弦、扬琴、低胡等文场乐器。后随着音乐唱腔的丰富，又增加了月琴、琵琶、古筝、笙、小提琴、大提琴等乐器。弦乐的增加，丰富了壶关秧歌的艺术表现力，开拓了壶关秧歌的演出市场。剧团整理改编了大量传统剧目，演出的《侍女登科》、《打酸枣》、《雇驴》等剧目，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获得了“庄户剧团”的赞誉。
壶关秧歌至今已有210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明末清初的产生、清末至民国的兴盛、衰落，建国初期的抢救整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挫折，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它是我国戏曲舞台一朵绚丽的奇葩，也是山西省地方小剧种中一个小小缩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曾经对壶关秧歌赞美有佳。该剧种曾多次赴省城汇报演出，均荣获大奖，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青睐，被专家誉为“上党地区小黄梅”荣誉称号。
广灵大秧歌
又名“优歌”、“洋干”，它是流行在广灵、浑源以及河北省的阳原、蔚县一带的地方戏曲。由当地的蹦蹦戏、民歌以及北路梆子剧种之影响发展壮大而成。据清朝乾隆十九年撰写的《广灵县志》记载：“春场在先农坛。是日，设春筵用优歌。”由此可见，广灵秧歌的形成年代，起码也在乾隆十九年以前，甚至在清初康熙年间就有其雏形。
广灵秧歌最初活动于广场，后登上舞台。清嘉庆至道光年间，随着梆子剧种的蓬勃发展，广灵秧歌也不断成长壮大。大同、浑源、阳高以及河北省蔚县、涞源县、易县等地区经常有广灵秧歌班社的演出活动，期间，梆子戏和弦子腔也在此地有频繁演出，广灵秧歌从这些剧种中移植了部分剧目。脚色行当、唱腔也都有所发展，音乐则引进了板式变化体梆子腔。
清咸丰至光绪年间，广灵秧歌在不断的演出实践中，引进的梆子腔逐步地和演唱弦索调的“训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秧歌唱腔成为曲子和板腔的联合体制。
本世纪30年代，是广灵秧歌的兴盛时期。广灵县大部分农村都建立了业余班社，这种业余秧歌班社后来逐渐发展到临近的蔚县、阳高、阳原、灵丘、浑源等县，广灵秧歌传入这些县以后，又和当地的民歌、小调、方言、土语相结合，于是产生了“蔚县秧歌”、“阳高秧歌”、“阳原秧歌”、“灵丘秧歌”、“浑源秧歌”。仅“阳高秧歌”又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桑干河以南的“堡村秧歌”，另一派是桑干河以北的“八里台村秧歌”。“南派”行腔稳健，‘北派’行腔华丽。这一时期，广灵秧歌的脚色行当分工更加细致，演员由主工发展到专工，剧目也增加到140多个，虽然多数是移植而来，但经过了艺人的精心加工，已成为了广灵秧歌的传统剧目。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灵秧歌班社遭到解体，艺人星散，广灵秧歌渐趋衰落。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村庄相继建立起秧歌班，一批女演员登上舞台。1959年广灵县成立了青年秧歌剧团，曾参加雁北地区戏曲汇演。1962年，因经济困难，剧团被迫解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灵县文化馆对广灵大秧歌进行抢救，抄录了数十个剧本，录制了部分传统剧目，编写了30余万字的《广灵秧歌音乐》。有一些村镇再次成立起秧歌民间业余剧团。1981年，县文化馆举办秧歌培训班，1983年7月广灵县正式建立起专业的广灵秧歌剧团。
广灵秧歌的曲子有三十六“训”，现存十八“训”。训调、小曲属弦索调，是秧歌的早期唱腔。一般为四句一段，反复演唱，在传统的“三小戏”中经常使用。秧歌的板腔体唱腔共有：（扬腔）、（悠板）、（头性）、（二性）、（三性）、（介板）、（倒板）、（滚白）、（闷昏）、（倒板）等十种。其中：（扬腔）是（头性）的引子；（头性）属慢板；（二性）节奏平稳，可快可慢；（三性）与（介板）适宜表现激动情绪；（滚白）与（闷昏）适宜表现悲痛和昏死复苏的情绪。板式的增加，使广灵秧歌具备了演出行当齐全的大戏的能力，表演也由过去接近生活化向到程式化表演转化。
广灵秧歌文、武场乐器与其它剧种大致相同。
广灵秧歌传统代表剧目有：《烈女传》、《三贤》、《合凤裙》、《花亭》、《送枕头》、《打瓦罐》、《杀狗》、《泼水》、《赶脚》、《借冠子》、《张喜鹊打老婆》、《王三小求妻》等100多个剧目。
泽州秧歌
也叫“州五秧歌”、“州腔秧歌”。又因其仅以梆子、鼓板击节，无丝弦伴奏，故亦称“干板秧歌”，因流行于泽州所属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而得名。
清道光年间，泽州秧歌处于打地摊演唱故事阶段。后随着流传地区的扩大，演唱人数逐渐增多。到咸丰年间，出现了《打货郎》、《馋老婆害孩》等节目。据清同治《高平县志》“禁唱秧歌”的记载推断，泽州秧歌应当是形成于同治初年以前，而且在同治时期发展极为兴盛，以致于官府下令禁止起演出。这一时期，泽州秧歌吸收了高平说唱快板“打叉”的一些形式，并在当地其他戏曲的影响下，由庙会、春节时活动的“地摊说唱”搬上戏曲舞台的。20世纪初班杜林立，遍及全境。
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泽州秧歌成为进行抗日宣传和群众自我娱乐的主要形式。民国二十四年（1945），高平县成立许多业余秧歌剧团，排演《劝荣花》、《孟祥英翻身》、《王和尚卖妻》、《白毛女》、《后悔了》等剧目，宣传抗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泽州秧歌业余班社纷纷成立，排演了《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等现代戏，配合土地改革运动。1955年后，高平石米、晋城尹寨、阳城大树庄、陵川后山、沁水贾寨等地的业余秧歌班颇有声誉，其中高平凤河村业余秧歌队还参加了山西省民间歌舞会演。1956年，赵树理专为泽州秧歌创作了大型现代戏《开渠》。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不仅使创办泽州秧歌剧团的计划化为泡影，而且还被认为其不适合演唱“革命样板戏”而遭到禁锢。十年动乱之后，泽州秧歌重获新生。
泽州秧歌独特的艺术特点，表现在其演唱时不用丝弦管簧伴奏，全剧中无论叙事说明、任务对话，甚至连人物举手投足动作的说明，也都采用演唱形式，全部没有念白，一唱到底。歌唱时没有文场伴奏，唱词结构为上下句，通俗明了，风趣形象，且以口语化见长。
泽州秧歌的唱腔有（五字腔）、（七字腔）、（十子腔）、（多字腔）等，属于板腔体。板式有（快板）、（慢板）、（导板）、（悲板）、（欢板）、（怒板）等。脚色以小生、小旦为主，须生、丑脚次之，净脚极少。
泽州秧歌演出剧目多是民间艺人自编自演，内容大都是表现家庭矛盾、爱情纠葛。此外，泽州秧歌还演出一些大型连台本戏和小型单本戏，大型剧目有：《蜃中楼》、《白蛇传》、《三洪传》、《粉妆楼》、《上坟路上》、《牡丹亭》、《刘公案》、《五女兴唐传》等；小型单本剧目有《打油堂断》、《下棋》、《上坟路上》、《打酸枣》、《渔舟》、《当箱板》、《打棒槌》、《闹猪场》等。建国以来，山西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经过整理改编的泽州秧歌剧本《打油堂断》、《下棋》、《打酸枣》、《渔舟》等。《打油堂断》还被选入《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山西卷）中。
泽州秧歌一直以来没有专业剧团，但因其流布区域广泛，业余班社众多，因而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反映人民的愿望，寄托人民的理想，抒发人民的情感，所以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左权小花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