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纯钧，笔名金匀，1948年6月生，晋江市安海镇人。197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先后从事写作学、文艺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电影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2000年负责筹备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科专业，任教研室主任。2004年至2009年担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首任院长。2011年担任戏剧影视一级学科博士点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福建省传播学会会长、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作为电影学、电视学、传播学的资深学者，颜纯钧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现代传播》等核心权威刊物及省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论文《“影戏美学”辨析》入选《当代电影美学文选》、《经验复合与多元取向》入选《福建文艺创作60年选·艺术评论卷》等，另有11篇论文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专辑》。多次参与全国性的学术论争或讨论。
其学术专著有：
《怎样写影视剧本》，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散文经典》，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
《电影的读解》，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出版，2001年获中国高校影视协会优秀成果一等奖；《电影的读解（增订版）》，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出版，2009年获福建省第8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影片分析教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与电影共舞》（论文集），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2007年获中国高校影视协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记述与呈现——现代传媒写作》，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电视编导概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出版。
主编著作有：
《文化的交响——中国电影比较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出版，2003年获福建省第5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影视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福建文艺创作60年选·艺术评论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
《传播地理与传媒互动——两岸媒介文化比较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出版。
参编著作有：
《基础写作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1994年获福建省第2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影视艺术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4年获中国高校电影协会优秀成果一等奖。
以及《中国写作学的当代进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1年版）、《高等师范写作教程》（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写作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2年版）、《小说技巧大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写作》（自然出版社1999年版）、《影视艺术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此外，其论文《写作实践论》获中国写作学会青年理论家协会优秀成果一等奖，《艺术的协调统一》获全国献礼影片评论征文二等奖，《超前与滞后》获中国高校电影协会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电影传播史论》获福建省第9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在文艺创作上，他的散文《回眸》获《福建青年》1992年海峡两岸同题散文大赛二等奖，《我们家的番客婶》获第13届福建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复评暨2006年度福建省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一等奖。电视剧本《大山的召唤》获福建省“向建党70周年献礼”优秀文艺作品征文一等奖，4集电视连续剧剧本《母亲的脚印》获福建省“向建党70周年献礼”优秀文艺作品征文三等奖，26集电视连续剧剧本《祖厝》获福建省首届影视剧本征文长篇电视剧入选奖（共入选3部，不分等级）。电影剧本《摇篮血迹》获福建省首届影视剧本征文电影剧本唯一入选奖（不分等级），电影剧本《阿秀的消息》入选《全国优秀儿童电影剧本选》，电影《澳门情缘》获福建省百花文艺奖。已投拍播映的作品有电影《阿秀的消息》、《复仇者》、《澳门情缘》，16集电视连续剧《闽南故事》，20集电视连续剧《粉黛谍影》，电视单本剧《五彩的路》。
《与电影共舞的日子》一书的前言中，颜纯钧自述了他的影视情缘和从事影视创作、研究、教学之路：
1988年，福建师大中文系担任电影课教学的老师出国去了。系领导找到我，要我把这门课接过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冥冥之中，命运女神又一次向我招手。我意识到，自己将从所钟情的、原本打算一辈子为之献身的文学领域悄然退出，走进一片新的天地——我的未来将从此被改变。
细细想来，和电影命中注定的缘分其实开始得很早。童年的许多记忆都是关于电影和关于看电影的。印象最深的是50年代末在南京读小学，有一次和弟弟去鼓楼电影院看一部苏联的科幻影片。那时，从宁海路的南京师大宿舍区开往鼓楼的公共汽车，到晚上就停驶了。为了能看上电影，我们只能徒步前往。兄弟俩兴冲冲赶到电影院，才发现影片是宽银幕的，票价比平时要贵一些。两个人搜遍所有的口袋，把钱凑到一块，竟然还差两分。电影已经快开始了，人们都在匆匆往里走。我和弟弟面面相觑着，心里都想到了那个不妙的前景：再一步一步地走回去，而且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很难想象那个晚上将怎么入睡！实在不甘心，兄弟俩又把全身上下搜了一遍。这一遍搜得更仔细，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了。突然，我发现在自己的学生证里，静静地躺着一枚硬币——不多不少，竟然就是两分！这真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们都激动得跳起来，狂奔着冲进电影院，终于享受到一场比平时更大的审美快乐。
在文化过度饥渴的年代，我如痴如醉地奔赴与电影的各种约会。那些以脚力去换取的精神陶醉如今想来都是那么甜蜜，那么回味无穷。上山下乡时，为了往乡里赶一部“样板戏”电影，曾经夜行几十里。那时候，即便是“样板戏”电影，它对一群青涩少年的诱惑力，仍然有如梦中翩然而至的仙女。山月如水，万般俱寂，知青们行走如飞，一边拉腔拔调地学唱着京剧，于是所有精神与肉体的痛苦随之纷纷变质。后来，上了大学，留校工作，对电影的一片痴情仍然没有丝毫改变，看电影一直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一次次的，我从师大所在的仓山区，或徒步或骑自行车或打“的士”，远赴城里去看电影。世事沧桑，岁月更替，随着年龄渐长，生活中许多宝贵的东西都不得不放弃了，只有电影深深地融入生命之中，即便想割舍也割舍不去。
就这样，我在80年代末与电影结下了更深的缘分。我不再仅仅是一名电影观众，而且成了一名大学的电影课教师。1989年，我第一次登上了大学电影课的讲台；1991年，我第一次参与电影课教材的编写，和华东地区十余所师范大学的同行们一道出版了《影视艺术教程》；1992年我在《文艺研究》发表了第一篇研究电影的美学论文《中断与连续——电影美学的一对基本范畴》；1994年我的第一本电影学术著作《电影的读解》在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1995年，我的论文《经验复合与多元取向》发表于《当代电影》，第一次介入对中国电影的批评；1996年，我招收了第一个电影方向的硕士生；1999年，我第一次任主编出版了《文化的交响——中国电影比较研究》；2002年，我第一次招收博士生……就这样，我一步步迈进了电影学的研究领域，一步步日渐亲近于电影。我发现自己不再只是赴电影的约会，而且渐渐能与电影共舞了。在福建这个远离文化中心的省份，从事电影研究有着诸多的弱势。早些年这种弱势充分体现在影像资料的搜集与积累上。那时候，每获得一个转录的影片录像带，不管是大师经典还是商业类型片，不管是配音、字幕还是原版电影，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莫大的惊喜，对朋友来说都是分享幸福的机会。后来，这种弱势则转向交流的缺乏和信息的不足。因为头脑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学术视野不够开阔，每一次试图提出的判断和评价都让人觉得底气不足。就这样，不知不觉十余年过去了。在我身后，留下了奔赴电影的约会，学习与电影共舞的一道歪歪扭扭的足迹。时至今日，我发现自己已经如此疏远了文学，又从未有过地亲近于电影。这个学术人生的重大选择似乎是一种天意，又如此正中下怀，除了默默感谢命运的垂青和生活的赐予，我实在无话可说。
收入这本论文集的文章，都是我在这十余年中写作的电影研究论文，绝大部分发表于学术刊物，或刊登于学术会议的论文结集。其中有两篇，虽然尚在编辑处理的过程中，但觉得比较重要，还是决定先收入了。另外几篇因为篇幅关系，发表时或多或少都做了删节，这一次也决定恢复原来的模样，以便能阐述得更充分更完整一些。
在整理论文的过程中，我决定把“全球化与中国电影”作为第一辑，这实际上反映着自己的一种理论态度：全球化问题不仅体现着国际文化思潮，处于学术前沿，而且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处境，更是中国电影面临生死存亡时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在今天，研究者无法绕过全球化还能对电影的研究有所深入。不管是电影的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所有的问题都和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今，中国电影的走向世界、产业化、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审美艺术的发展，哪一个方面能够脱离全球化独立地得到解决？在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上，不同的一些时期会有不同的问题突显出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自己的前沿性在总体上起一种带动的作用。全球化对中国电影的意义就在这里。最近几年，我把电影研究的重点有意识地转移到这个方面，试图廓清有关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使自己有可能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中国电影的生存环境和发展趋势，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新的价值立场。
作为第二辑的“电影的本体与美学”，涉及与电影理论有关的一批论文。虽然主要的学术兴趣并不在纯理论方面，但对电影本体与美学的一些零碎思考，这些年一直都不曾中断过。这批论文有的是在阅读过程中随兴而发，有的是针对中国电影的现实参与讨论，有的则是在备课或完成科研课题时逼出来的。在整理论文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理论思维的明晰和概念运用的准确对研究的开展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很多时候，学术界热火朝天的讨论与争辩，尽管成了一时的亮点，但过后冷静地去看，才发现不是采用共同的语言，或者本来就是思维混乱造成的。在涉及电影的本体与美学的问题上，我一贯的态度就是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不迷信、不妄从、勤追问、细斟酌。有许多似乎看上去是常识、是定论的问题，认真推敲下去却总是可以导出可疑的结论。这些年里，我从自己的这种习惯中获益匪浅。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学问家包括我自己的老师和诸多同行专家那里学到的宝贵经验。从这里，我得以明白所谓的学术承传是怎么一回事情。
“电影的文化与艺术”被作为第三辑列在后面。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重要，我只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排列顺序来理清不同的问题空间彼此的逻辑关系。实际上，这是一批主要关注电影现状的论文，虽然全球化问题同样没有脱离当代电影的生存与发展，但毕竟是从一个宏观的全球视域提出的。这一辑中的论文则紧密地联系着当代电影的各种现象、特征与问题，从形态上属于批评的范畴。在写作这些论文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文本细读的能力与抽象概括的能力同样重要，它们确实给学术研究安上一对有力的翅膀。只有一个翅膀是永远飞不起来的。对学术研究来说，最可怕的是只会把别人的理论当作自己的大前提。于是研究不管如何深入，充其量也只是在别人的演绎系统中增加一个实例而已。除非自己建立一个大前提（这通常只能由那些大思想家、大理论家来完成），否则，真正富有独创性的见解一般都是从现象的归纳开始。我庆幸自己从年轻时候起，在孙绍振先生的指导下，得以在文本细读方面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它让我一方面培养起良好的艺术感觉，另一方面也学会了分析与读解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我终于能够对自己研究电影的学术历程作一番小小的总结了。这个论文集只是概括了十余年所走过的学术之路，而未来仍然展开在自己面前。与电影的共舞既充满艰辛，也充满欢乐。在学术生涯随着年岁渐长的过程中，曾有无数只扶持的手热情地伸给我，帮助我迈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他们中既有我的老师，也有国内的许多同行，更有学术刊物和出版机构的总编和编辑们，甚至还有我教过的研究生、本科生——我从年轻一代那里获益匪浅。当然，我最需要感谢的是培养我成长的福建师大文学院。不管是在学生时代还是留校工作，不管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教学研究上，母校始终把最多的关爱和支持给予我。说到学生和母校之间的关系，我的老师孙绍振先生曾有趣地说，有的人是母校为他增光的，有的人是他为母校增光的。对我来讲，母校一直是为我增光的，我只有加倍努力，以求有一日也能为母校增光。
我一直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心里涨满了真诚的敬意和谢意，说出来又总是感到轻飘飘的缺少分量。所谓“沉默是金”，所谓“言不尽意”，也许最郑重的真正发自内心的那些话，只能让它永远珍藏于心，让它成为一种灵魂的滋养，以便能把同样的关爱送给更多的同行、朋友和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