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青铜器是一个民族由童年走向少年的见证。”因而青铜器的出土地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所体现的生活风俗，所流露的审美取向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童年时代。
青铜器是国之重宝。那些曾经见证了中国商周文化成就的重器，代表着一个时代艺术发展的高峰。周武王灭商之后，周从偏安于西北的小国，成了入主中原的当家人，在商先进文化的氛围里，周人感到了空前的压力。这一点我们能从出土的青铜器上看出来，自清朝中期至今周都岐邑先后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仅是被定为国宝级的就有55件；但是最重的青铜器却是在商都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这表明商所掌握的生产技术要远远高于周。
为宣扬自己灭商有理，周人对当时商的宗教文化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的结果就是制订了周礼。周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将商原先采用带有巫术意味的宗教文化变成了现实的伦理实践，这对中国民族特殊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公姬旦制礼做乐后，周礼就成为后人学习探讨的东西，孔子就曾多次学习周礼，而且一生都是周礼的维护者。周礼主要表现在奴隶制社会的宗法制度上，也就是通过礼来制定出社会等级制度。而作为青铜器恰恰就是这种礼制的体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列鼎。其意思就是通过鼎的多少来表示身份的高低贵贱，地位越高鼎的数量也就越多。
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九鼎，第一鼎为牛肉，一方面，这种思想是夏禹制九鼎，以鼎代表国家的象征而延伸出来的；另一方面，九是个位数中最大的数，故而九鼎非天子莫属。天子的九鼎中盛装的是牛、羊、猪、鱼等食品。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第一鼎只盛装羊肉。而普通的士人只能用三鼎，盛猪、鱼、腊味。周礼同样对编钟也有规定：天子四组（每组三枚），诸侯三组，卿大夫两组。
远看青铜器所具有的各种纹饰，给人颤栗的感觉，形形色色的兽面纹类、龙纹类、各种兽体变形纹、火纹、几何纹、人面画像等等，让我们体会到奴隶社会的粗犷，以及宗教信仰的神秘力量。
兰州市博物馆内藏有许多青铜器，其中部分是被公安人员从文物贩子手中截获的。最为吸引人的就是西周卷夔纹青铜簋，它高14.6厘米，口径18.5厘米，底径14.3厘米，口沿外移，微束颈，腹近似长方形，下有外撇的圈足，圈足较高，有兽首双耳，兽首下部至腹底处又有双珥。纹饰以两组卷体纹饰，云雷纹衬底，主纹格外高起。圈足纹饰以云纹为底纹，造型、纹饰十分精美，为国家一级文物。
兰州市博物馆还珍藏有：西周圆涡纹青铜鼎，高25厘米，口径20.9厘米，口沿窄平，上有双立耳，深腹，三柱足。劲部上端纹饰以细密的云纹为底，上饰相对的夔龙纹，纹之间饰圆涡纹，共有六组。龙目为“臣”字目。造型优美，线条简洁。西周圆涡纹青铜，口沿外侈，束颈，垂腹，腹底有三棱锥足，足略外撇。腹上部近口三分之二处有柱状流。兽头形把手，在兽首上伸出一汪钮与器盖相连，这样盖不会高出器身，使用方便。盖上饰一圈以云雪纹为底纹，圆涡纹为主纹的纹饰。流上进口处饰蕉叶纹，器腹正对把手处刻铭文四字：“口伯癸乙”。西周兽面纹簋，高11.6厘米，口径15.5厘米，底径12.5厘米，口沿外侈，略束颈，腹下垂略鼓，近似方形，下带略外撇的圈足。有兽首双耳，耳下又有珥。颈部饰一周以云纹为底纹，以高起的兽首为主纹纹饰。兽首大耳、突眼，兽首两侧各饰以简化的鸟纹。战国双辅首铜壶，高27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12厘米。此壶侈口，圆腹、长颈、矮圈足、肩部有一对环，铺首为长方形，壶带盖，盖上有三个鸟首形钮，器腹饰三道平行弦纹。战国铜鼎高19.6厘米，口径19.8厘米，带盖，子母口，腹为扁圆形，口沿有双附耳，盖上有三个环状钮。足为蹄形，器身呈长方形，腹中部饰一圈弦纹。
这些青铜器上的纹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图案特征。早周时期主要以夔纹、乳钉纹、联球纹为主。西周早期仍以夔纹、直线纹、蚕纹等为主，以云雷纹为主的底饰，整个纹饰布满器身。西周晚期铜器上的纹饰已多为曲纹、重环纹，逐渐由粗犷走向细腻。
与世界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的青铜器相比，中国的青铜器纹饰带有典型的中国民族特色。从彩陶纹饰鲜活的个性、有趣的图案，到青铜器纹饰狰狞凌厉，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和思维取向上反映出整个民族的精神心理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