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明并没有接受毛泽东和张闻天、任弼时等的正确意见。3月初返回武汉以后，他就在自己2月27日报告的基础上写了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的长篇文章，在党刊《群众》周刊第19期（1938年4月24日）上公开发表，把自己的右倾错误观点当作政治局的意见加以宣扬。王明在武汉的半年多时间里，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在统一战线和军事问题上，贯彻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在组织上，则向中央闹独立性，对党在南部中国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
对于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张闻天一起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张闻天曾有以下简要评述：“事实上从王明到武汉后，我们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曾经同他的路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六中全会。但是，我们对于王明同志等某些错误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限制在中央内部。在公开的刊物上、会议上，我们并没有限制过他们宣传。他们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们《解放》周刊上一律照登。”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从三月会议后党中央对全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来看，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对王明右倾错误的抵制和斗争是十分坚决的。张闻天同毛泽东紧密配合，根本不理王明那一套右倾主张，不失时机地指示各地积极创建、扩大、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和放手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
3月21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晓并江苏省委，指出在西安、武汉危急以至失守的形势下，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极大可能，不仅已经被晋察冀边区的发展所证实，而且将由于敌占区的扩大而扩大起来；因此，要加强敌后方、战区与邻近战区的工作，扩大党的武装力量和民众运动，在敌占大城市“不要虚张声势”，并要从城市中调得力干部到农村中去领导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473页。3月24日，洛甫、毛泽东、胡服联名致电朱瑞，指出“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为此，要求完成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团及地方游击队等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79页。4月20日，洛、毛、胡服致电聂荣臻、彭真，肯定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指出“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基础上去继续发展”，并提出“加强对部队的整理训练及党的工作”等意见。同上书，第502-503页。4月21日，毛、洛、胡又联名致电朱彭、刘徐邓等，提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同上书，第505页。5月14日，中央书记处电示长江局、东南局及项英，新四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组织与团集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同上书，第514页。再次指示江苏省委，“目前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的根据地。”同上书，第516页5月中旬徐州失守后，又立即向长江局作出“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的具体指示。同上书，第518页毛泽东、张闻天等这一系列指示，坚定地反对了王明的右倾方针，有力地削弱和缩小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由于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虽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形势极其不利，处境极其艰难，但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却形成了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蓬勃发展的局面。这是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方针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结果。
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党内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张国焘的斗争。在1938年4月张国焘叛逃之前，张闻天参与领导了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揭发批判；在张国焘叛逃之后，张闻天进行了坚决的申斥与清算。
（1）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进驻延安后，即在中央内部开始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张国焘不得不在2月6日写了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勉强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党中央于1937年3月27日至30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延安会议”），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会议出席者有56人，包括红军军以上干部。在会上，张闻天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种种谬论和他的错误路线的退却和军阀主义的实质。毛泽东、凯丰、朱德、贺龙等也都在会上作了深刻的批判。一些受迫害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揭发了张国焘的种种罪行。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张国焘在会上痛哭流涕，低头认错。许多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撤销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并开除其党籍。张闻天在3月30日会上代表党中央提议，暂时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给他时间，让他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这一提议。“延安会议”情况据：《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会后，在党内和红军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但张国焘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仍然保留。张国焘于1937年4月6日写了《关于我的错误》载《党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承认“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表示以后绝对忠实于中央的路线。张国焘出席了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表示愿意工作。党中央乃安排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可是，张国焘此后又反悔，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他表示根本不赞成中央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路线错误。
1937年11月18日至24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继续进行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张闻天为这次历时七天的大会作了结论。中央档案馆藏有这个结论提纲的原件，以下引述据此。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深刻地驳斥了张国焘为自己错误辩护的种种谬论和遁词。指出：退却路线、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是国焘路线的三位一体。又诚恳地规劝张国焘必须立刻下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严肃地正告：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党外去，变为党的叛徒，只有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
（2）批判张国焘叛变、投敌
在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预言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张闻天这次所作的这个预言怎样呢？结果是又被言中了！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为名，逃出陕甘宁边区，到武汉投降国民党，成为可耻的叛徒。
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对张国焘尽力挽救，终于未能制止他的叛变投敌。在4月17日张国焘声明脱党、叛变后，随即采取断然的组织措施。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此件公开发表于《新华日报》1938年4月22日。，第二天又发出《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向全党详细说明张国焘叛党的经过，深刻揭露其历史根源与现实的阶级斗争根源，表明党清洗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更加健康与巩固地向前发展的严正立场。
如同每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叛变之后照例要发表一个自首书一样，张国焘在1938年5月6日也发表了他的自首书——《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回击，在报刊上对张国焘的下流无耻的背叛行径和穷极无聊的造谣污蔑进行了揭露和批驳。张闻天于1938年6月7日写的《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载《解放》周刊第42期（1938年6月20日出版），已收入《张闻天选集》。是分析、批判最为深刻有力的一篇。张闻天没有采取逐条驳斥的办法，而是抓住两个重点进行评论。一是抓住张国焘在党内的历史评论其本质，使人们认识他的“过去”，说明“张国焘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员，而是一个混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混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和破坏者”。一是抓住张国焘自吹“抗日”揭露其真相，使人们认识他的“今天”，说明张国焘所说的“抗日”是他放的烟幕弹，实际上是要取消共产党实行投降，是要取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还从张国焘的“过去”与“现在”推测他的“将来”，指出，张国焘“今天已经向着叶青、柳宁等人方面急进，在他们那里寻找朋友，已是无疑的事实”；现在又向着当局卑躬屈膝、阿谀逢迎，其目的是“想在社会上找一个位置”，那也是无疑的事实，而“张国焘的《敬告国人书》就是他的投标广告”，“究竟谁将是张国焘的主顾，我们是毫无兴趣的！”但张闻天预料，“也许有人要把张国焘当作可居的奇货吧，要利用他来做‘反共’的‘特务工作’吧”。
张闻天的预言果真又一次应验。张国焘脱党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把张国焘交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运用”。张国焘在重庆正式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了挂着“少将”军衔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从共产党的叛徒，变成国民党的特务，这就是张国焘寻找的他在社会上的位置，就是他政治上的归宿。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
（1）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面，三月政治局会议以后，王明仍旧继续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在长江局的工作中仍然没有明确提出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敌占城市附近放手组织共产党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民族根据地，他在组织上继续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党的纪律。1938年5月徐州失守以后，毛泽东集中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智慧，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着作，为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的时候，张闻天也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纪念专文，着重说明九一八事变以来七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亲密合作，为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独立性的原因，反复论证“中共的独立存在与发展是绝对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载《解放》第43、44期合刊（1938年7月1日），署名洛甫。这同王明的右倾主张也是针锋相对的。但完全解决王明的问题还是通过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上，张闻天坚定地同毛泽东站在一起。
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9月顺利召开，同任弼时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有密切关系，同王稼祥1938年8月初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直接有关。西安事变后王稼祥即从延安到西安待机赴莫斯科治伤养病。由于交通困难，他辗转多时，直到1937年7月初才到莫斯科，经治疗逐渐恢复健康。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陈云离莫斯科回国，王稼祥即同邓发一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请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援助，包括给八路军武器装备。任弼时于3月5日启程，3月底抵莫斯科，4月14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书面报告，5月17日又作了口头报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的书面报告和作的口头报告均收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938年6月通过了两个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斗争。1938年7月王稼祥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任弼时谈话。关于中共中央的领导问题，季米特洛夫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王稼祥1967年底撰写的自述材料。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