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正当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为贯彻洛川会议决定，着手纠正和预防正在发展起来的右倾错误的时候，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苏联回到延安。
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上海，11月抵莫斯科。他从1931年11月10日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后又当上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实行“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但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的背景下，他也有所改变。在1935年筹备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他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此后，在促进国共合作和开展抗日宣传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对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王明1937年11月启程回国之前，先后会见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11月14日，苏联派专机送他回国，先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后到兰州，11月29日飞到延安。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到机场欢迎。毛泽东致欢迎词，说王明从莫斯科归来是“喜从天降”。同志热忱，溢于言表。
这时，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游击战的周恩来、彭德怀，北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的项英，都汇集在延安。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邓发不在延安。王明一回来，就以“钦差大臣”自居，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主张。这样，在一个时期里，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就成为党内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
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十七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1）十二月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同王明的原则分歧这次政治局会议从1937年12月9日开到14日，通称“十二月会议”。
张闻天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论“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报告题目及以下引述均据会议记录。张闻天肯定洛川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总结了共产党在争取抗战胜利中已经取得的成绩，这就是：国共合作成立，打开了统一战线的局面，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全国影响很大，并已在山西开始实行；八路军在华北起了阻止日寇进攻的作用，在抗战中起了模范作用并组织了新的民众武装；党在各省的组织开始或正在恢复，许多地方取得了公开活动，扩大了阵地。张闻天也指出了统一战线发展不够，动员群众力量不够和组织薄弱等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关于党的任务，张闻天提出了巩固国共合作、改造旧政府、建立国防政府、改造军队、发展群众救亡运动、坚持华北抗战、建立全国党的组织、培养教育干部、保证党中央的团结统一等十项。张闻天指出，前一时期党内有投降主义倾向的表现，如：何鸣部的被缴械，为迁就国民党而取消西安抗敌救国会等，这是重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该警觉。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他同时也指出，独立自主不是离开统一战线。应充分利用公开与合法，打入各种群众组织去活动，广泛发动群众，用群众力量去推动国民党前进。关于华北抗战，张闻天认为，华北现在的抗战，我们起了决定作用。我们要使华北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模范。我们在华北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华北抗战，肃清汉奸，改善人民生活，武装民众，普遍建立党的组织，巩固党的领导。
在张闻天作政治报告之后，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王明写了一个提纲，讲的时候作了许多发挥。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发言的书面提纲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发言另有记录。以下引述据会议记录或书面提纲。可以看出，王明的发言是研究了洛川会议的决定、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重要文电以及毛泽东的“十一月提纲”（即《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以后作的，而且是针对着这些讲的。王明回延安以后，对党中央各方面工作都表示轻视与不满意；对洛川会议以来党中央在统一战线中的纲领、主张和实际工作中的处置，大多持否定看法；对张闻天的政治报告也不以为然。王明在发言中虽然讲了一些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的正确意见，但是，在怎样巩固统一战线、怎样争取抗战胜利方面，他对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批评很多，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
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王明抹杀阶级矛盾，认为“今日决定敌友主要标准是抗日不抗日，不应以其他条件为友敌”，“对国民党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应分成抗日派与降日派”；他反对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说“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在抗战路线上，王明反对批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说什么“不要提得那样尖锐，使人害怕”；他还批评“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在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方面，王明不顾蒋介石限制、打击、削弱八路军的客观现实，说：“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八路军新四军是要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其实质就是取消人民军队的独立性；他还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对游击战的强调，说什么“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在实行民主方面，王明主张“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他甚至认为现在提出“肃清汉奸分子”的口号“过早”，应是“在政府逐渐驱逐汉奸分子”；在群众运动中，他反对成立自己的救亡团体与开展独立自主的救亡运动，不赞成打破国民党的统制与包办。在改善民生方面，他认为“关于改善人民生活问题，工人简单的只提出行会的要求也是不对的，防止过左的口号”。王明在发言中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归结起来，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不要或削弱独立自主，放弃领导权；在军事上，八路军不应搞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王明说明，他的发言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与会的不少同志一时难以明辨是非，产生了某些思想混乱。张闻天一时也没有看清王明鼓吹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本质。12月12日张闻天在总结性发言中承认了王明所指摘的某些所谓“错误”，但在总的路线、方针上没有动摇。张闻天在总结性发言中肯定：“对统一战线问题，自西安事变以来，统一战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获得很多成绩。”张闻天又肯定：“洛川会议的方针用［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是正确的。”张闻天还肯定：“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并指出：“今后红军游击战还是主要的，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他还肯定：“华北工作一般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统一战线工作有进步的。”王明对张闻天的总结性发言不满意，他批评张闻天没有指出统一战线中的中心问题是“对国共合作了解不够”。毛泽东在王明之后又一次发言，强调：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统一指挥是相对的，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本段所引张闻天、王明、毛泽东发言均据1937年12月12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在根本的路线、方针问题上对王明的右倾主张进行了抵制，十二月会议对统一战线和抗战问题没有重作新的决议。紧接着，从12月19日至22日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了重要的中央会议。19日他作了《目前抗战的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22日作“总的结论”。在“总的结论”中，张闻天进一步明确肯定，从《八一宣言》至今“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特别强调，虽然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求得统一战线更扩大和巩固，但并不放弃我们的基本原则——党的独立性。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证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据1937年12月22日会议记录，记录标题为“总的结论（讨论后22［日］洛甫同志结论）”。。毛泽东、张闻天坚持了正确路线，使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在全局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在十二月会议上，张闻天还就“组织问题”作了报告（12月12日）。经讨论作出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等决定。会上还议定，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据1937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十二月会议最后一天（12月14日），由项英和刘少奇先后作《南方游击区工作问题》和《华北工作问题》的报告，讨论后都由张闻天作了结论。据1937年12月14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2）王明在武汉的错误主张
会后，王明即赴武汉，于1937年12月18日到达。王明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时，开始贯彻他的错误主张。12月25日，他起草了《对时局宣言》，经长江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这个宣言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上，实际是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确定的目标后退。12月27日，王明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阐述他对国民党的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王明还在讲演中宣传一切“统一”的主张，贬低游击战的作用，贬低争取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意义。
这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迭遭败绩，南京陷落（1937年12月13日）后更是一溃千里。他们需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又怕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展，开始制造一些摩擦。1938年1月17日发生了国民党武汉当局唆使地痞、流氓捣毁刚刚创刊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部的事件；1938年1月发生了《扫荡报》（国民党军事系统）和《血路》周刊（系）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挑起的“党派问题”论争。国民党方面还制造种种谣言诋毁共产党、八路军，采取诸如禁止成立游击队，不准八路军就地筹办粮食，不优待八路军新兵家属等办法限制共产党、八路军的扩大，甚至发生诬陷“汉奸”罪名拘捕共产党员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实施以占领武汉、西安为目标的第二期军事计划，一面施展政治阴谋，企图利用国共分歧制造分裂。在这样的形势下，怎样巩固国共合作，坚持继续抗战，党内需要统一认识和步调。
（3）三月会议对王明错误观点的批评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开会（通称“三月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王明以此为题作政治报告。以下叙述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据会议记录。他抱怨十二月会议对统一战线问题“没有写成一个决议”，对他阐述的政策“在党内的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还说“对国民党提议的意见也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明显地表示了对毛泽东、张闻天等抵制他那一套的不满。王明虽然承认他起草的《对时局宣言》向国民党让步太多，但并未改变迁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依靠国民党的正规战取得速胜的幻想。按照他的观点，在国共两党关系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尽量迁就国民党，服从中央政府；在军事问题上，强调巩固统一的军队，实行指挥、编制、武装、纪律、待遇、作战计划、作战行动七个“统一”；在战略方针上，要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民运工作上，要以合法、统一和互相合作为原则；在工作重心上，要集中力量保卫大武汉，而不是着力创造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总之，王明还是要实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亦即一切听命于国民党的主张，不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
在讨论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对王明的错误观点表示了明确的否定态度。
张闻天在2月28日作长篇发言。这时，他对王明的右倾错误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张闻天毫不含糊地提出要争取领导权，保持独立性，巩固与发展党和人民的力量。他说：
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他们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要利用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便是要推动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也必须时时保持戒心……
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继续抗战与国共关系》，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关于发展自己的力量，张闻天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他提出，党的力量要重新配备，不要平均使用力量。民运工作要投入更大力量，创造各地区根据地的工作要用很大的力量，与国民党谈判则不要许多负责同志去。他还特别就发展游击战争以创造许多根据地讲了一段话，同王明贬低游击战、轻视根据地、否定晋察冀边区的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张闻天说：
讲一下游击战争问题。八路军要以一个师为单位，这样便于扩大，便于在战争中组织许多附属的游击队，并且使这些游击队又扩大起来，创造许多根据地。八路军要展开起来，在各地起核心的作用，依靠军队来开辟根据地，即抗日战争中的据点。像晋察冀边区的那种形式的政府，其他各地也要组织，也要来用这一形式。《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4）三月会议后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