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共合作的建立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历史事件的形成中，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李大钊、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等共同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当时被誉为主持国共合作的理想人物，他既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也是国共合作的捍卫者和实践者。当共产国际开始思考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并号召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运动的国共联合战线时，李大钊义无反顾地成为了国共合作的助推器，为共产国际搭建与国民党会谈的桥梁，为国民党的改组南北奔波，为中共党内意见的统一煞费苦心，为国共合作的实践勇挑重担。在国共合作的实践中，李大钊由“大联合”的思想逐渐转向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并进一步发展完善，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践经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吸纳国际革命的经验，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增加革命力量，联合进行中国革命。李大钊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以及对苏俄革命的深切认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了解，十分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为此，他积极促成了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会谈，为国共合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中共一大主张党派独立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鉴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人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决议的第五部分特别提出了对现有各政党的态度，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很显然，在中共的创立时期，对中国的国情还缺乏进一步明确的认识，党内还没有意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一大决议提出的党派独立思想正是当时党内的共识。党派独立思想与统一战线思想并不是对立的，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
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这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的同时，强调了“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马克思、恩格斯一贯主张共产党应与革命、进步的非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有原则的团结合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开始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中传播。从中共一大的决议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汲取了马克思的党派独立思想，提出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但是却忽视了马克思的党派联合思想，在特定的国情下，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团结联合革命的非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联合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独立性。中共一大的决议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还是初步的，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李大钊作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比较早地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他已经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应该说那是李大钊统战思想的萌芽。李大钊已经认识到了民众思想的伟大，因此他强调民众联合，学生大联合，全国的教师也组织一个大联合，全国的各种职业团体都要有自己的组织，联合起来。为此他号召“无论任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大钊只是提到了民众视角下的大联合，尚未意识到中国革命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起统一战线。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一大决议提出的党派独立思想正是当时党内的共识，而李大钊的民众联合思想恰恰代表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寻找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种新认识。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灭的时候”，“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充满革命斗争色彩的纲领，明确提出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把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以不可阻挡之势推动世界市场的建立和现代化浪潮的情况下，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还很幼稚的，在对当前的中国革命任务以及社会现状、世界发展总的趋势都缺乏科学、深入、全面的认识，提出了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把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视为两大完全对立的阶级，但显然资产阶级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未认识到革命统一战线问题，还不能区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差异。中共一大决议中也明确表明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态度。客观地讲此时刚创立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对中国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革命的方向等作深入而明确的分析，更未意识到在民主革命进程中特别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下向工业社会文明转型艰巨的历史任务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可以联合的社会阶层及党派应发挥的巨大历史能动作用。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阶级关系可以包含对立关系、渗透关系甚至合作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大对立阶级，但在特殊情况下，即在工业文明社会构建过程中两者又可能是合作关系、渗透关系。当我们把阶级关系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时一定要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对资产阶级各政党一概否定的排斥态度，试图以一己之力完成中国民主革命。殊不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强大的封建专制势力，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无能为力，而且民主革命已成为中国社会走向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开创工业化新型国家不可逾越的障碍。李大钊作为政治学教授，对于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有着较清醒的认识，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也不能充分理解阶级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而特殊时期特殊的阶级关系是和具体国情分不开的。中共一大强调党派的独立性，排斥与其他各党派的联合，说明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成熟，对中国的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应用到中国缺乏深刻的认识。从理论上来说，当时还缺乏对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革命关系的深层次探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中国，犹如一盏明灯，让李大钊豁然开朗，他能够迅速理解和接受，并能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当共产国际提出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很快接受并努力实践国共合作。
2.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时局的分析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的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系统论述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对后来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列宁指出，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全世界国家体系内的特点，就是少数帝国主义民族集团反对苏维埃运动，反对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
列宁特别强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话）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
共产国际二大提出了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各国共产党都应该帮助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后过渡到共产主义。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少且发展缓慢，仅仅依靠纯粹的产业工人进行中国革命困难重重，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把希望寄托于苏俄的干预，希望以此来推进中国革命。对此，有学者深刻指出：
“指望俄国干预来推进中国革命，这多半是把革命目标设定在中共一大纲领基础上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那样一种目标的设定，几乎把除了产业工人以外的社会力量都排除在了革命的力量之外”。恰恰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让中国人不再拘泥于中共一大的目标，当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决议以及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分子合作问题的决议传到国内来，中共一大的革命目标和革命方法随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共产国际二大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中国的革命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也让中共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的民主革命需要建立和依靠一个广泛的代表性的联合战线。当孙中山希望联合吴佩孚制衡张作霖时，共产国际提出了“联吴”的政策，李大钊通过与白坚武的关系促成了“联吴”的实现。但是在“联吴”过程中，李大钊利用吴佩孚与交通系的矛盾，提出的安排铁路密查员的建议被接受了。在此过程中，吴佩孚并没有实现所谓的“劳工神圣”，那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到“二七惨案”时，终究原形毕露。由此使李大钊认识到“吴佩孚到底还是吴佩孚，我们不要对他存在幻想”。“联吴”政策虽然后来失败了，但这也让李大钊对于在联合战线中应该谁是联合对象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并进一步认识到了“引导民众，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民主革命中，不应以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直接的革命目标，而应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
3.促成“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实践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带来了由联合吴佩孚转向联合孙中山的政策。在李大钊的安排下，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作了三次长谈。孙中山指出，愿意与苏俄建立非官方的联系，并且向马林承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从国民党革命事业的发展来看，“联共”也是非常必要的。把信仰共产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纳入国民党队伍中来，不仅有利于振兴国民党，而且“联共”必能促进广泛发动工农民众，从而使中国革命具有更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在“联共”之前，孙中山已经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有了基本认识，提出用暴力打倒侵略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不论其为某国抑或任何国也”。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孙中山在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后，开始注意发动和组织工农民众的问题。孙中山于1920年11月明确发布了有关发动农工、扶助农工的政策，强调“惟有重新革命”，才能拯救中国，故必须将“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他”，同时把官僚武人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进行彻底的革命。由此看来，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发动起工农民众，中国革命的核心是要反帝反封，这为“联共”的成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2年初，马林向中共中央建议，“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实行利用左翼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马林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与国民党合作，摒弃排斥态度，但是马林的建议并未得到中共高层领导的同意。陈独秀为此专门写信给共产国际，提出国民党不能与共产党合作的理由，强调国共两党的差异，也关注国民党对共产党是否能够接受的问题。
马林为此多次与李大钊进行沟通，意见基本一致。李大钊表示，中国共产党可以联合国民党。在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多次接触中，李大钊逐渐认可并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思想，对马林“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意见也给与了积极的支持。共产国际能够与国民党建立关系，李大钊起到了桥梁作用。1922年3月，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受苏俄驻北京代表的委托，经李大钊介绍，到广州与孙中山会谈。会谈的目的仍然是关于中国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问题，希望能同国民党建立起党外联合。孙中山明确表示，不承认党外联合，只接受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会谈后，马林建议中共内部深入探讨与国民党合作事宜。经过陈独秀主持的广州党团干部会议的讨论，达成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共识，但仍有多数人对加入国民党持反对意见。国共合作采取何种形式成为两党合作的关键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