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品读管子管理之道
26972200000003

第3章

桃花园内栽种着各类奇花异草,喂养了多种奇禽异兽,还建有各种风格的亭台楼阁。园内建一高台,分三层,上有一座楼宇,称凌霄楼。楼内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华丽异常。晋灵公对此感到很满意,整天带着妃妾宫女在园中玩耍。

有一次,晋灵公招一群歌舞艺人到园内表演,吸引了很多人在园外观看。晋灵公与屠岸贾在凌霄楼内摆酒饮宴,观赏歌舞。

晋灵公心血来潮,想出一个取乐的主意:用弹弓射击园外围观的观众。屠岸贾立马拍手赞成,两人约定,击中眼睛者为胜,击不中者罚酒一杯,击中肩胯者免罚。两人便开始向人群发射弹丸,围观者纷纷躲闪,但因人数众多,难免有被击中者,叫苦声不绝于耳。

二人越玩越高兴,遂让左右会用弹弓的人都前来射击,一时间,弹丸如雨,群众纷纷中弹,哭声喊声响成一片,而楼上的人则高兴地哈哈大笑。从此,只要凌霄楼上有人,再也没人敢在下面行走了。

还有一次,晋灵公与屠岸贾一起饮酒,吩咐厨师做熊掌当下酒菜,晋灵公等不及,再三催促厨师上熊掌,厨师不得不将未熟的熊掌端了上来。晋灵公一吃,发现没熟,竟当即拿起铜锤猛击厨师的头部,厨师当场被打死,晋灵公又将其砍为数段,让人将其扔到野外去了。相国赵盾知道了这件事,指责晋灵公滥杀无辜,晋灵公遂对他怀恨在心,欲杀掉赵盾。

晋灵公的荒淫无度让赵盾的侄子无法忍受,他寻机刺杀了晋灵公,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出来救助,甚至全国上下为之欢庆,无人去责怪赵盾的侄子。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晋灵公为追求享乐竟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就是自作孽,他招致被杀的命运也属必然。他这个皇上做的太不实在,等他被杀的时候,没有人感到难过,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无独有偶,南北朝时的皇帝陈叔宝在荒淫方面比晋灵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结局也是如出一辙——自己葬送前途!

南北朝时期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自幼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也不甚了解本国的实力及暗藏的危机。他终日和文人墨客饮酒赋诗,从不考虑国计民生的大事。

他一即位,便开始大兴土木,不惜劳民伤财。他曾下令建造了三座楼阁,每阁高达数十丈,均有数十间房屋,所有门栏、窗户等,都用沉香木制成,上雕金玉珠宝,外垂珠帘,内设高级床帐,微风吹来时,香味在数里之外都能闻到。他还吩咐属下在阁下建造假山水池,栽上各种奇花异草。他和宠妃们分居各阁,天天在里面寻欢作乐。朝中有事,他就与坐在他膝上的宠妃共同决断。

他对老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整日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这其中巨大的开支,只有向老百姓去要,他开始向军人与士人征收关市税,税率还非常高。如此一来,每年的收入超过常年的十倍,朝臣施文庆、沈客卿等人更是作威作福,甚至以剥削百姓为事。

后来,隋军南下,陈叔宝此时还心存侥幸,称“王气在此”。及至隋军兵临城下时,他“仍然奏伎纵酒,赋诗不辍”。最终,陈叔宝被隋军所俘。

“成由勤俭败由奢”,统驭万民的君王在治国上,不但不提倡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反而以劳民伤财为能事,这便是为君不实,他对百姓不实在,百姓自然也就不会实心实意地拥护他,一个国家在这种君王的治理下走向灭亡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因此,做官为政就要讲究实实在在!

形势第二

[原文]

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以上摘自《管子》“形势第二”

[译文]

君主不像君主的模样,臣子就不会像臣子的模样;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就不守规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相融洽,政令就不会顺利推行。君主的衣冠不端正,礼宾官就会不严肃;君主的举止不合乎礼仪,政令就难以贯彻。

既关怀臣民,又有威严,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君主不能使臣民安居乐业,臣民就不会为君主分忧。君主不能促使臣民们生长繁殖,臣民们则不会为君主牺牲性命。

君主应当给予臣民的没有给,臣民们就不会全心全意地去报答他。

[实例应用与分析]官者要讲究“为官之道”

“《管子》第一”中的上文部分表述了管子对“君子的模样”、“君主的衣冠”、“君主的举止”的分析和评判,同时又引用“父亲”与“统治者”来进一步说明,君主必须像君主的模样,官者必须像官者的样子,要想做好官、为好政,必须讲究“为官之道”。

什么才是为官之道呢——“既关怀臣民,又有威严,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反之,“君主应当给予臣民的没有给,臣民们就不会全心全意去报答他”。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官者要讲究‘为官之道’”。

管子说的对,官者要讲究“为官之道”,官者不同于广大民众,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不小,他们的做事方式必须本着“官者”的本分,时时刻刻恪守职则,做每一件事情都该尽心尽力,既为民做主,又能遇事灵活应变。

曾国藩很受后人的推崇,他做事讲究顺其自然,对官位不贪不恋,对钱财等身外之物也不感兴趣。他对自己还要求甚严,并立志为民做事。他后来能位极人臣、受到尊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曾国藩把官位看的很轻,他称“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一旦下野,也仍然是普通一员”。他为官期间,始终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认为自己从民间来,还归民间去,民间才是官员的根本。

曾国藩关心民众,奖励生产,治家之道讲究“耕读”二字,治世之道讲究“教养”二字。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为官者应具备以下品格:

一是责任。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

二是道德。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严以律己,以身作则。

三是才具。即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

四是态度。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勤教,严绳”,还自作三字箴: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新,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对于这些品格,曾国藩认为皆因勤敬而得。

后人对曾国藩有着很高的评价。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曾国藩的为臣之道即是以勤为先、以民为本。这种质朴的思想贯彻在他为官的整个过程中,也是后人之所以尊崇他的原因之一。

为官之道很深邃,为君之道更是博大精深,能真正把这门学问做好的皇帝还真不多。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贤主之一,他一生建树颇多、功业辉煌,他的为君之道就很受后人推崇。

公元626年,李世民登上皇位,史称唐太宗。他一登基就开始“偃武修文”,并以大治天下为施政方针,把行政的重点转移到医治战争创伤的文治方面来。

为了提倡文治,唐太宗亲身示范,他白天处理朝政,晚上挑灯夜读,常常连饭都来不及吃完就迫不及待地伏案苦读。他还经常在听证的间隙将学士们请到殿内讨论学术、切磋政事,有时竟至半夜方散。

通过读史,唐太宗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前代亡国之君都是因为操行不端、聚敛不止而招致亡国大祸。因此,他更加严于律己、孜孜不倦地处理政务,一点都不敢马虎。

唐太宗还总结出“民为邦本”的思想,他认识到一个王朝的兴衰,归根结底在于人心的向背,他认为君民的关系应该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他把舟比做君主,将水比做百姓,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还经常教育王子和百官“凡事皆须务本”。

唐太宗不仅认识到君主要以民为本须先正自身,而先正自身必先“节欲”。他说:“贪欲盛则花费广,花费广则赋重,赋重****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必丧”。唐太宗经常对别人感叹:“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唐太宗身患“气疾”,住的宫殿又很潮湿,容易旧病复发。但他每每想到秦始皇大兴土木的教训,就不肯让人建造新的宫殿。他一再对手下说:“过去汉文帝想在骊山建一座饮宴游玩用的露台,找来工匠合计了一下,因要花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钱财而作罢了。我如今功德不如文帝,而花费却要超过他,这就不是为民之道了。”

公元637年秋天,大雨连绵,洛水暴涨,淹了洛阳宫,又毁坏了不少房屋,有六千余人在雨中丧生。唐太宗对洛阳宫稍加修缮后,将就着住下,然后下令把全部材料都分给城中房屋毁坏的居民,并把一时无家可归的灾民安顿在明德宫和飞山宫中,这在封建历史上实属罕见之举,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仁”是果真把百姓放在心上的。

唐太宗除爱惜民力、民财、不忘于民休戚与共外,还大力推崇重农务本、轻徭薄赋的政策。他积极推行均田制,曾将所查出的被侵吞的土地分给贫民,又下令将一些必征不可的徭役尽量安排在农闲的时候。公元629年,山东各州县发生严重灾荒,唐太宗下令免除灾区当年的租赋,还派使者赈济了万户灾民。

唐太宗的这些努力,使国力迅速恢复,出现了被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的盛世。

唐太宗统治下的唐王朝之所以能走上大治,主要是因为其遵循“为君之道”的缘故,他明白做皇上的应该为百姓做什么,而自己又需警惕些什么,像他这样明智的君主,历史上并不多见。

为君之道首先要黑白分明,身为万人之尊的皇帝,如果连是非对错都分辨不出,还怎么谈得上治理国家呢?

晋文公就是位明辨是非的皇帝,尽管他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用了些“诈术”,但他事后及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还是为君有道,而且这“道”来的很灵活。

晋文公在城濮大战前曾召集群臣共商良策。晋文公先问咎犯说:“楚军兵多将广,而我军势弱,如何才能做到以弱胜强呢?”

咎犯回答道:“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对于礼仪的盛大从来就不会感到满足,而作战频繁的君主,对于诡诈之术从来就不会感到满足。您只要对楚国实行诈术,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晋文公又问雍季同样的问题,雍季说:“把池塘里的水放干了来捕鱼,怎么会抓不到鱼呢?但是第二年肯定就没有鱼了。把山林烧光了来打猎,怎能打不到猎物呢?可是第二年就不会再有野兽了。使用欺诈的方法,虽然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但以后就无法再得利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啊,大王还是慎重而行吧!”

晋文公考虑再三,最终还是采纳了咎犯的主张,从而在城濮大战中取得了大胜。

晋文公事后论功行赏的时候,却把雍季排在了首位。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能理解。晋文公笑着对他们解释道:“咎犯的话是顾及一时,而雍季的话,却能对百世有利,哪里有把顾及一时的放在对百世有利的之前的道理呢?”

孔子对这件事评论道:“遇到危难而用诈术,足以打败敌人;回国后尊崇贤人,足以报答恩德。晋文公虽然不能坚持到底,却足以成就霸业了。”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为官者当以“道”为重,有“道”是做人之本,有“道”也是受人尊敬的原因。

而身为皇帝的晋文公看中的也正是雍季的“道”。为臣者有“道”,可博得皇上信赖、官位常保;为君者有“道”,可深受百姓爱戴,江山永固。可见这为官之道是既简单又奥妙。

有时,皇帝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需要做出一些姿态。这种通过小事来传达意图的方法非常有效,也是皇帝笼络人心所常用的手段。这也是“道”,属于“智道”和“仁道”的范畴。

战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魏文侯,礼贤下士、深得民心。当时,贤人段干木居住在魏国,魏文侯对他仰慕已久,但一直没有机会谋面。

有一天,魏文侯从段干木的门前经过,他双手扶在车前的横木上以表示对段干木的敬意。魏文侯的手下对他的这一举动颇为不解,有人便问道:“国君您为何要扶轼致敬呢?”

魏文侯说:“我在向段干木致敬啊。我听说,段干木把操守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即使拿我的君位与他的品德做交换,他也绝不会同意。对于这样的贤士,我又怎敢对他傲慢无礼呢?我只是在地位上显赫,而他是在德行上显赫;我只是在生活上富有,他却是在道义上富有啊!”

手下又问:“段干木既然如此高尚,大王为何不请他出来做相国呢?”

魏文侯觉得很对,于是亲自去请段干木出来做相国,但段干木婉言谢绝了。文侯没有勉强,而是赐给他丰厚的俸禄,还经常去他家探望。

魏国的百姓听说魏文侯礼遇段干木,都非常高兴,有人写诗赞颂道:“我们的国君喜欢廉政,把段干木来敬重;我们的国君喜欢忠诚,把段干木来推崇。”

不久后,秦国想出兵伐魏,司马唐劝谏道:“段干木是有名的大贤,而现在魏文侯礼待他,天下无人不晓,现在对魏国出兵恐怕会遭到百姓的反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