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品读管子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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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通过这些历史事例我们可以看到,眼界和气量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做多大的事就要有多大的眼界和气量。

形势第二

[原文]

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斫削也。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

以上摘自《管子》“形势第二”

[译文]

神射手后羿的功夫不在于射箭的模样,神驭手造父的技术不在于驾车的动作,神匠奚仲造车的技巧,也不在于木材的砍削上。

召徕远方的人,单凭使者是不行的。亲近身边的人,光说空话同样是不可以的。只有真正修养德行的君主,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实例应用与分析]

做官为政要讲究实实在在

“《管子》第一”中的上文部分表述了管子对统治者为官做事的看法,“神射手后羿的功夫不在于射箭的模样,神驭手造父的技术不在于驾车的动作,神匠奚仲造车的技巧,也不在于木材的砍削上”,说明做事真正讲求的不该是外在的花架子,而是实实在在的成绩和结果。

“只有真正修养德行的君主,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则把做事与为政相结合,说明做官为政讲究实实在在的东西,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做官为政要讲究实实在在”。

管子对为官之道的见解值得世人去追捧和深思。“做官为政要讲究实实在在”就是管子对官场之人的劝导。“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署”是一首民间顺口溜,它一针见血地体现出了民众对为官之人的期望,这也是有良知的官者的“座右铭”。

做官不能搞花架子敷衍了事,这样的官者不是人民爱戴的。实实在在做官,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不以大事为大,不以小事为小,哪怕是一些芝麻小事也要尽可能解决人民的疾苦,这才是为官的本份。

但凡能够本着实实在在做官为政之人,都是能够受到民众拥戴和歌颂的,从而流芳千古。

历史上一些贤明的君主,从为君不实的昏君身上吸取了教训,他们或是以仁爱待民,或是以勤政治国,和那些昏君不同的是,他们不仅皇位长坐,而且还千古流芳,这两者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雍正帝就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贤君。

雍正帝为政之勤,无人能及。他处理朝政,从早到晚,没有停歇,一般都是白天同臣子议政,晚上批阅奏章,经常批至深夜,天天如此,寒暑不断。雍正虽身为天子,但一刻都不敢贪图安逸。经他亲手批阅的奏章,现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就有二万二千余件,而这还不是全部。

雍正为帝之勤,与他以治理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曾明确地讲过,他是因为感到治理大清江山的责任重大,故而勤于政务,不敢稍有懈怠。

雍正帝早年在夏天中过暑,因而特别畏惧酷暑天气。每一年酷热难耐之际,每当意欲休息时,想到前贤的箴言、帝王的责任,便不敢浪费一刻时光,而是勉励自己更加努力地去处理政务。

他深感登基以来,民风未淳,自己身为一国之君,责任未尽,因此朝夕谨慎、不敢怠惰,甚至没有时间和心情去欣赏春色美景。

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雍正帝者。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

雍正帝以民为本、以国为重,他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是大清朝的日渐昌盛,这种为君实实在在的作风不仅让当时的天下人心服,而且也让后来之人对其赞叹有加。为君实与不实的结果差异不可谓不大。

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位实干家,在他领导下的湘军,个个是做事的能手,而且战斗力非凡,这其中的奥妙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实实在在。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其才气很受曾国藩的赏识。但李鸿章的性格里面有虚伪的成份,曾国藩对此很是不满。因此,曾国藩常拿自己的“内圣”之法教育他。

曾国藩的所谓“内圣拙诚”也就是埋头苦干的意思,他认为人应该多做实际工作,尤其是为官者,应该实实在在的为民做事,而不是只知道做表面文章。那些专说大话而不知实干的人,是最让曾国藩瞧不起的。身为湘军的首领,他的部下都是些不善言辞的“实干家”,曾国藩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皆取决于“内圣拙诚”。

为了贯彻他的“内圣拙诚”,曾国藩又创立了“五到”之说。这“五到”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曾国藩说:“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终条理,先要学得开,后要括得拔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叮咛也。”

曾国藩的“五到”,皆是说要脚踏实地、不厌其烦、不怕艰难地埋头苦干,也就是所谓的“实干精神”。带着这种积极的心态,曾国藩时刻准备着为国出力。他非常敬佩唐朝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气概,他常对人说:“郭子仪德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进退’,此是何等胸襟!我今日所处,也不能不如此啊!”

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正是因为他积极的人生观和务实的作风,使他站上了位极人臣的高度,他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圣相”。

为百姓做事讲究实在,这实在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往往很难。很多时候,需要为官者深入到基层中去,才能真正亲身体察到百姓的疾苦,进而为他们从根本上排忧解难。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肯于为百姓做实事的人。

王安石二十三岁考中进士,他不愿在朝中为官,而是主动申请到地方任职。很多人对他这一举动很不理解,王安石对他们说:“做地方官可以直接为百姓干些实事,这要比在朝中无所事事要好得多啊!”

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时,大兴水利,发动当地的百姓建造堤坝,使百姓收益很多。他还将官粮低息贷给穷困的百姓,解除了高利贷者对百姓的剥削。王安石在地方任职达十六年之久,他时时关心百姓疾苦,事事想着百姓,因此百姓对他十分爱戴。

后来,王安石做了宰相,他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在这些措施中,王安石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这触动了官僚、地主的利益,这些人纠集起来,在皇上面前对王安石进行诬陷、攻击,还要求皇上解除王安石的官职。

有人劝王安石不要和那些权贵相争,他对王安石说道:“你身为宰相,位高权重,如果因为替百姓谋利益而得罪了权贵,你自己就会被孤立,老百姓又不能让你保住权位,而权贵们却可以动摇你的权柄,你可要深思啊!”

王安石不以为然地说:“我一心为朝廷和百姓做事,绝无半点私心,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如果因为百姓而遭难,我又有什么遗憾呢?”

王安石的新政推行数年后,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正因为他为了百姓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人格,百姓才会永远记着他。做人只有像王安石这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实实在在,才有可能成就大的事业,才能得到后人的尊重。

和王安石相同,柳宗元任职期间也是主张朝廷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政策最终没有得到执行,但他这种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荣辱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和钦佩。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早有大志。入朝为官后,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是取缔“宫市”,免去民间对官府的各种积欠,放出大批宫女,不让宦官统领军队等。

由于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革新一开始便遭到宦官、世族官僚以及藩镇军阀的反对。他们联合起来,一齐劝说柳宗元改变做法,停止革新,他们对柳宗元说:“祖宗的旧制已实行多年了,你轻易加以改变,做以前没人敢做的事情,不是很冒险吗?即使革新成功了,你本身也得不到什么;若要是失败了,必将遭大祸啊!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还是不做为好。”

柳宗元不为他们的话所动,坚持革新。他对官员们说:“做大事者就要敢于破旧立新,如果我抱残守缺,不求上进的话,我只能做一个庸俗的官吏,怎么能开创盛世、千古流芳呢?你们不要怕路途凶险,也不要怕辛劳麻烦,我相信我们做的事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更有利。”

柳宗元更加坚定地为革新之事操劳起来,他的家人劝他别那么拼命,他说:“我现在是为国为民做大事、干实事,哪里敢放松呢?勤奋不会把人累死,而整日无所事事却可以让人垮掉。”

后来,唐顺宗因病退位,太子即位后反对革新,把柳宗元等人贬出了朝廷,柳宗元被贬到偏远的永州。柳宗元对此一点都不沮丧,他对家人说:“鱼不游向大海、千里奔波,又怎能化为龙呢?我现在遭遇不幸,这是上天在锻炼我啊,我一定要挺住。”

十年后,柳宗元当上了柳州刺史,他继续坚持为百姓做事的原则,减轻赋税、鼓励生产、破除迷信,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

曾有人劝柳宗元给朝中权贵送礼,以谋求调回朝中任职,那人对他说:“这里地偏人稀,环境恶劣,你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啊。你应该把心思多用在回朝任职上,不应该在这里干这些无聊的事。”

柳宗元听到这些话后非常生气,对那人训斥道:“从前在朝中,我不知民间疾苦,现在我在社会的最底层,从老百姓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为民办事,意义重大,怎么能说是无聊的事呢?”

柳宗元后来病死在柳州,当地的人民为了怀念他,纷纷集资为他建造了庙宇。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虚伪谁真心为他们做事,他们都看的很清楚。那些戴着伪善面具的家伙必将会被人民抛弃,而惟有那些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才会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为官者在其职就应该谋其政,只有兢兢业业地做事,才能得到上级的赏识和老百姓的爱戴,那些只知道做表面文章的人迟早会被发现,而只有实实在在做事的人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范仲淹就是位经受住了考验的名臣。

范仲淹是北宋时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他为人正直,经常向皇帝提意见。

有一年,国内发生了蝗灾和旱灾,江淮和京东一带最为严重。老百姓衣食无着、生活困苦。范仲淹见到这种情况,心里非常着急。他请求宋仁宗派人去各地调查灾情,仁宗没有答应。

范仲淹生气的对仁宗说:“天子当以民为本,如果圣上您一天不吃饭,能忍受得了吗?”

仁宗一想有理,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命范仲淹为钦差,去救济慰问灾民。范仲淹所到之处,都命令当地的官吏开仓放粮,还免去了受灾地区的各种苛捐杂税。不久,范仲淹被派到苏州为官,恰遇那里闹水灾,范仲淹就亲自带人视察水势,用疏导的方法将洪水引入了大海,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宋仁宗见范仲淹能为百姓做事,对他特别赏识,便把他调到朝中,任命他做吏部员外郎,兼任开封府知府。

范仲淹为人正直坦率,他看到不合理的事情,就一定要管一管,这让他得罪了不少人。那时,宰相吕夷简权势很大,他总是安插自己的亲信在朝中做官,范仲淹对这种营私的行为很看不惯,于是气愤地写了一篇文章来指责吕夷简,说他用人不按照能力,而是完全只顾自己的利益,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宰相。

吕夷简对此事耿耿于怀,不久,范仲淹就受到了他的陷害。那是在讨论确立都城位置的时候,范仲淹认为洛阳和开封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在天下安定的时候皇帝可以住在开封,而一旦战争开始,皇帝就要住在洛阳了,因此他建议在洛阳盖好足够的房舍。没想到吕夷简却借题发挥,诬陷范仲淹浪费摆阔。仁宗一气之下,把范仲淹贬到饶州去了。

后来,西夏军来犯,宋军被西夏军打得打败。仁宗把范仲淹调到边关,以抗击西夏的进攻。

范仲淹接到诏书后没有丝毫地抱怨很快赶到了延州。刚到延州,范仲淹便着手训练军队。范仲淹非常爱护自己的手下,士兵们生活艰苦,经常有人出去抢老百姓的东西。范仲淹知道后,从军费里拨出一笔钱来,每月把钱分给士兵们。如此一来,士兵们的热情迅速高涨起来,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也逐渐安定了。

由于范仲淹是个爱兵爱民的将领,所以手下都愿意跟随他打仗。打仗时,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连着打了好几个胜仗。西夏见北宋的边防非常牢固,士兵又如此英勇,就不敢再轻易来犯,只好与北宋求和。

范仲淹因功绩卓著而被调回朝廷,不久后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此时的北宋朝廷腐败风渐行,官员的数量惊人,多数官员不做正事,反而明目张胆地贪污钱财、欺压百姓。范仲淹对此非常气愤。不久后,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治国良策,遂被宋仁宗采纳,史称“庆历新政”。

改革在仁宗的支持下迅速推行到全国,范仲淹也终日为此劳顿,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范仲淹一生虽多次被贬,但他的正直、高尚的品格却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实实在在地做人风格让人倍感钦佩,他自己也真正实践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统治者的本份是治理国家、造福百姓,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这个统治者就是不称职的。不称职就得下台,这是自然的规律。晋灵公因贪图享受而被杀的故事就有着很深刻的教训。

晋国的晋灵公继位后,贪图享乐、荒淫无度。他令宠臣屠岸贾建造一座花园供自己玩乐,屠岸贾为了讨好他,四处聚敛民财,大兴土木,很快在京城修建好了一座规模宏伟的花园,取名桃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