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时期的飞钱亦称“便换”，是一种在异地间移转汇兑钱币的方式，性质上类似于今天的汇票，是中国货币制度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
唐代中期，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飞钱实质上是一种汇兑业务，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汇兑业务形式。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进奏院，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得取之，号曰飞钱。”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唐宪宗下令，飞钱业务由朝廷的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统一经营，收取手续费，定每飞钱千贯（一贯一千文）付费一百文。
飞钱的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各道（唐代地方行政区）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发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上载明交钱人的姓名、钱款数额，以及取钱机构的名称，地点，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进奏院是唐代中期边疆地区的藩镇节度使为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络，在长安设立的办事机构，专门负责呈递奏章，向朝廷各部门请示汇报及搜集政治、商业消息、交纳赋税等。使用飞钱的商人与节度使派遣在京的进奏院交涉完毕后，以一纸凭据即可随时随地兑换现钱。进奏院接受商人的钱并非全数押运回本道供商人提取，而是充入道向朝廷交纳的赋税中；道应交的赋税也就用不着全数运往京都了。这样，安全而外，又免去了诸多麻烦与劳顿。
飞钱的出现与唐代实行盐茶专卖制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盐茶专卖使盐茶首先是被作为非凡商品投入市场，通过官商、商民以及官民间的贸易转换，不仅为百姓提供所需，为政府求取利税，也极大地促进了货币的使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市肆交易多用现钱，铜钱由于过重，大宗交易，携带不便；而作为实物货币仍在大量使用中的绢帛等自然更是如此。在这种形势下，飞钱便应运而生。
飞钱的出现亦是钱荒的产物。因当时流通中货币不足，政府颁行禁铜出境的法令，各地效尤之，纷纷画地为牢，富商大贾采用汇兑方式以避之。由于飞钱的使用并没有改善京师宫中钱少的状况，虽然给商贾，尤其是大盐茶商人的交易带来便利，也曾为政府所默许，但最终还是遭到政府的禁止。
飞钱免去了携带巨款长途跋涉之苦，便捷安全的异地汇兑，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是适应大宗的长途贩运需求的划时代的金融服务形式变革。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后宋代的纸币（交子）和有价证券（茶引、盐钞等），明清的商号会票，清代票号、钱庄的银钱票、近代以来的邮政汇款等，莫不承其异地汇兑之精髓。
延伸阅读
蜀地是飞钱最早盛行的地方
飞钱兴于蜀，且盛于蜀。蜀地商品经济发达，多用现钱交易，蜀茶及其他蜀地珍宝物产远销外地，为飞钱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因话录》记载，“有士产于外，得钱数百，惧川途之难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置之衣囊”。这里的“川途”是专指三川（剑南东西、山南西道）之途。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固是诗家夸张之句，但入蜀交通运输一向被视为畏途，亦是实情。剑南三川因地理条件，交通不便，使用携带方便的“飞钱便换”成为迫切需要。其中，尤其茶商和飞钱的关系最为密切。而蜀地的印刷产业的发达也和飞钱的发达有因果关系，唐后期益州的兴盛当有飞钱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