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隋和唐前期推行的租庸调制有明显的作用，农民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使许多荒地开垦出来，政府的赋税收入又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这些都使国家富强起来。
从西晋至唐中叶，商品货币关系虽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各封建政权仍然使用租调这种赋税征收方式。租调制开始于北魏，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税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唐朝的租庸调制不再有年龄的限制。唐租庸调制自唐高祖李渊颁布，始成定制，后经唐太宗直至唐玄宗开元年间，一直承袭。开元之后，租庸调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随之破坏，被两税法取代。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若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
租庸调制是要配合均田制的，其后均田制破坏，租庸调亦不可行。唐代人口不断增加，到后来政府已无足够土地实行均田制，领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负担不来，唯有逃亡，造成租庸调制的破坏。自安史之乱后，国家支出甚大，国家无法再以租庸调制来维持经济，于是改行另一弹性较大的两税制，使税收可以田亩为征收对象，确保收入来源，故租庸调制最终破坏。
封建赋税形式从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三种：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形式。劳役是封建国家对农民的直接的人身控制和奴役，劳动者失去任何自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服劳役又直接影响农业劳动时间的适时安排。租庸调制允许劳动者交纳实物代替劳役，即以庸代役，一方面使劳动时间增加，同时，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劳动积极性也相应提高。由租调制到租庸调制的转变，标志着对劳役地租这种最落后的赋税形式的否定，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租庸调制实施下剥削量的减轻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唐前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时一百年繁荣局面的出现，正主要是兴革封建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的结果。
延伸阅读
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贞观之治是中国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重用魏征等
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朝廷还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贞观之治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开元盛世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的政治比较清明，任用贤能，经济迅速发展，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