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在继承和汲取先秦的农本思想成果、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农本思想体系。他重新发掘并高扬的农本思想，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久不衰。
贾谊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洛阳人，以才闻名，为汉文帝所赏识，23岁便官至太中大夫。贾谊的许多思想，如民本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礼治思想、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经济思想的“重农主义”，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贾谊是汉代较早而又较为全面地论述和发展“农本”思想的思想家。
汉初，经历连年的战争之后，不仅老百姓家徒四壁，就连帝王将相的日子也不好过，皇帝“御驾”凑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也只好坐牛车外出。汉高祖刘邦及其智囊团不得不迅速作出反应：一是总结秦亡教训以为借鉴；二是寻求恢复经济和安定社会的对策。他们认为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严刑酷法，横征暴敛，直接造成民力耗尽，民心丧尽，秦朝因而灭亡；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改弦更张，以道家无为而治和儒家仁政惠民理论为治国指导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省刑减罚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与民休息就是让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省刑减罚就是清除严刑酷法，减轻压迫；轻徭薄赋就是减轻劳役、兵役负担和赋税剥削。三者之中，与民休息是总纲，省刑减罚是政治方面的政策，轻徭薄赋是财政经济方面的政策，也是最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
但是，文帝时期，社会上开始普遍出现了一种“背本趋末”的现象。这种情况下贾谊提出了为政治国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的主张。贾谊在著名的《论积贮疏》中指出：“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对“趋末”的危害性予以了高度重视。他还在《瑰玮》篇中批评“挟巧不耕”以事末业的人，多食农人之食，追求“雕文刻镂”之物，浪费了人力和物力，败坏了社会风气。
贾谊认为，发展农业就必须贬低甚至取消“末”业，他极力主张驱民归农，发展农业生产，并提出具体措施：爱惜民力，注意使民以时，不耽误农时季节；励行节俭，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这对恢复经济、建立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
公元前177年，由于邓通等佞臣的谗言，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文帝允许邓通自铸钱，“邓氏钱”遍布天下；又有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吴钱也遍布天下。这样，币制就混乱了。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了《谏铸钱疏》，尖锐地指出，私人铸钱遍布天下，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贾谊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没有被采纳。
贾谊在长沙一共生活了4年，他在任内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和湖南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民本思想也很快收到了明显效果，社会经济逐渐复苏，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对两汉粮食基地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为后来“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延伸阅读
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励精图治，又进一步采取了轻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使自战国以来战乱连绵的社会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使黎民百姓获得暂时安宁，更重要的是，它表明迈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形态后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在经历了秦速亡的历史过程后，已经善于反省并总结历史教训，适时调整统治策略，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