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村还是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实体。它的前身是人民公社下属的生产大队。原来在政社合一体制下，既有组织生产经营的经济功能，又有行政功能。改革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生产大队一级组织村民自治委员会。法律规定，村委会是土地集体所有的承担者，土地的发包单位。这些年实践的结果有多种情况，一种是有些集体经济比较雄厚的村，在村民自治委员会以外，还组建有农工商公司或(合作)经济委员会，同受村党支部(或党委)领导，村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实体。但这类村是少数，现在全国绝大多数村的状况，村已不是完整的集体经济、生产经营单位，村作为集体所有土地的发包单位，把土地(包括山林等)分包给农户，农民家庭成为自主生产经营的实体。
其中的一部分行政村，还有一部分经济职能，对农业生产实行统一灌水排水、统一机耕、统一供种、统一植保等社会服务。而在经济不发达和边缘山区，行政村连这类社会化服务也做不到，只是一个基层的行政单位和土地发包单位。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已经二十多年了，总的发展是好的，农村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各地区的村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状况千差万别，农户分化的状况也是千差万别。我们这项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就是要通过对这100个村及其农户的调查，对这些村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化过程、变化状况“摸准、摸清”，经过综合分析，通过文字、数据、图表把这个村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如实地加以描述，既能通过这个村的发展展示农村50年、20年来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能展示这个村特有的发展轨迹。
现在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套与《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有着天然联系的关于现实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成果，经与制版者反复酝酿，最后定名为《中国百村》丛书，后缀所调查的村名，每本书有一个能概括该村庄内在特质的书名，如行仁庄里以内发型村庄为基本特质的村落类型，我们就将之定名为《内发的村庄》。
《中国国情丛书——百村经济调查》同样是一项集体创作、集体成果。参加这项大型国情社会调查的，是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大学、党校以及党政研究机构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被调查地区的党政领导干部相结合，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并且要由被调查行政村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配合，实行专业工作者、党政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和农民群众三结合，才能共同完成这项科学系统的调查任务。
(2000年12月)
《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的序言
包产到户是改革开放以来家喻户晓的，温州模式也是近年来大家所熟知的。但是说，温州模式的源头是包产到户，根在包产到户，许多人不会理解。而当你读了这本《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之后，就会明白：这是历史事实。
从一般意义上说，包产到户原来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是解决农业生产发展问题的，后来成为农村改革的起点。温州模式是农村发展第二、三产业的一种形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在此基础上发展第二、三产业。所以说，包产到户是温州模式的源头，是顺理成章的。
从温州地区数十年来发展的历程看，因为探索、试验实行包产到户得早，才有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创办家庭工业早，农民经商早，专业市场早，民间集资早等一系列的创造。所以说温州模式的源头是包产到户，根在包产到户，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
戴洁天同志的这本《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前一部分是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温州地区，永嘉县试验实行包产到户的第一手资料和个人回忆。在合作化初期，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还有四川的江津，广东的中山、顺德，山西的榆次等地县，但在历经磨难后，仍能保留了这么多历史文献和资料，可以反映历史原貌的，只有温州地区的这一份。所以是十分难得的，历史愈久远，这份资料就愈珍贵。
文集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感受和思考。有些是当时的论述，也有些是事后的追忆。戴洁天同志长期在农村第一线工作，经历了农村合作化以来的风风雨雨。早在初级社时期，他就在农村基层总结了小段包工等的经验，1956年5月，他奉永嘉县委的派遣，以县委农工部干部的身份到三溪区燎原生产合作社蹲点，总结包产责任制的试验。4个月后由他执笔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他们把这个经验叫做包产到户管理责任制。正是这个总结，在我国第一次明确概括出了包产到户这个重要的科学概念，并且是总结出了一套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具体做法。正是燎原社的这个试点，这个包产到户总结，后来遭到了有关方面严厉打击，戴洁天同志也由此受到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迫害。十分可贵的是，戴洁天同志身处逆境，对党的事业，对农民群众疾苦的关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矢志不移，顽强地坚持下来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格。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段左祸猖獗的时期里，他和他的全家都受到磨难，几乎什么都丢了，但恰把燎原社包产到户试点的许多原始资料保存下来了。据戴洁天夫人陈小梅同志告诉我，本书第一部分中的多数资料，是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冒着极大的危险，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地，才从地下挖出，重见天日。现在刊印出来，很有意义。这是研究中国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国农业合作化史，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的极其重要的史料，十分珍贵。
我认识戴洁天同志是1983年。那时，我正在研究中国农村在实行了包产到户以后向何处去的问题(那时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已在全国普及，并已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在为撰写《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书作调查研究。为了弄清去脉，必先弄清来龙。我在北京得知温州是最早试验包产到户的几个地区之一，按图索骥，我于1983年4月到了温州。先是找到了当时还在温州水利局工作的李云河同志，然后又认识了戴洁天同志。记得他那时还在永嘉县农村基层工作，专程到温州来见我。大家都是为农村改革和发展而工作的同志，所以一见如故，常常长谈至深夜。他向我详细介绍了1956年燎原社包产到户试点的前前后后，也向我介绍了当时温州和永嘉正在办各种形式的家庭工业的成绩和困难。他既全面系统地介绍燎原社包产到户和温州正在兴办第二、三产业方方面面的情况，也从理论上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体制、观念方面的原因。讲得条理分明，清清楚楚。使我受益匪浅，很快就弄明白了温州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自1983年以后，不断有书信来往。
我回北京不久，就收到了戴洁天同志为我收集的许多关于温州包产到户的历史资料。他还专门写了一封长信，对这些资料作了注释和说明。1996年冬，为了考察乡镇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我第二次到了温州。时任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李云河同志也在温州。当时戴洁天同志已经离休，三个老朋友再次见面，分外亲热。他们向我介绍了温州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历史巨变的曲折过程，并且说明了发生这些变迁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使我对温州模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戴洁天和李云河同志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实在说，我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点认识，全是靠这些良师益友不断的循循教诲的结果。他们还专门陪我到了燎原社参观访问，见到了当年实践包产到户试验的几位农民。燎原社所在的任桥村已经由穷变富了，已经成了家家制鞋的工业村。燎原社本身就是由包产到户到温州模式的典型。
现在，由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在神州大地真的燎原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率先改革，普遍实行了由包产到户演变而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靠着这种由农民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形式，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连年丰收。从1996年以后，中国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已经由长期供给不足，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解决了多年未解决的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可以说，从此中国的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温州人是先进的。温州农民在1956年创造了包产到户，改革开放以后，又创造了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从本质上说是在由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而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是农村发展第二、三产业(乡镇企业)的一种经济形式。靠着温州模式，温州办起了家庭工业，办起了专业市场，办起了民间信贷；靠着温州模式，温州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靠着温州模式，温州由一个温饱都难以解决的贫困地区，转变为工商业繁荣发达的富裕先进地区；靠着温州模式，温州大多数农民已经由穷变富了，温州的多数乡镇建设起来了，温州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创造温州模式的温州人又走到了中国的前面。
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说：“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全国各地已经创造了并且还在继续创造各种模式。温州模式已经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当然，现在社会上对温州模式还有一些讨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还是要由实践来解决问题。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靠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亿万农民的创造和实践来解决。温州人创造了包产到户，又创造了温州模式，为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走出了一条道路。现在温州人还在继续探索，继续前进，温州模式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我相信，有着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有着革命和建设都走在前列的光荣传统的温州人，在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戴洁天同志的《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出版了。这本文集记载了一个温州人用了毕生的心血参与、探索、实践从包产到户到温州模式的全部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窥见历史的原貌。温故而知新。今天来研读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认识包产到户，认识温州模式，更是为了探索温州模式的完善和发展，为了最终解决好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这也是戴洁天同志年近80仍不辞辛劳，孜孜不倦，收集整理，出版这本文集的初衷。是为序。
(2002年元旦)
《晋江模式与农村现代化》前言
(一)农村现代化的目标
现代化社会是有标准的。对此，国际上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已经进行了广泛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英格尔斯提出了十项标准。这些标准是基本的、起码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超过了这些标准。如1993年的人均GN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24410美元，德国20260美元，日本20020美元，法国18800美元，意大利17820美元，英国16840美元。这些国家的农业产值都在10%以下，城市人口都在80%以上。
中国第一步当然也是要达到这些基本的标准。只有达到了这些标准，我国才能说实现了现代化。这些基本标准，就城市这一块来说，相当一部分大中城市已经基本达到了。问题是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12亿人口中有72%是农民，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城市和农村人口平均，各项指标就和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差距很大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要的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
就农村来说，现有8.6亿农民中，大约2亿人在沿海发达地区；4.4亿人在欠发达的中部地区；2.2亿人在不发达地区，其中有8000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农村将率先进入现代化社会。目前，这些地区，如晋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已经有了比较高的水平但总体上离现代化标准还有距离，有些方面已经接近或达到了有些方面还差得很多。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离现代化的目标则更远。
(二)关于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
中国原来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1840年，帝国主义用长枪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变化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社会迈开了走向现代化的步子。经过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但发展很缓慢。中国的民族资本很脆弱，而且具有极大的依附性。直到全国解放，中国的工业产值只占17%，就是包括手工业在内也只占30%，农业产值占70%，城市人口占12.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确切地说从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才步入快车道。
1952～1957年，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是相当快的。其间，全国进行了以156个大中型企业为主要项目的建设，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搭起了工业化的骨架，至今这些企业还在发挥着骨干工业的作用。当时，一方面，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也随之有相应的变化。每年约有200万～300万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一批新型的城市拔地而起，如包头、阜新、三门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