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讲农民问题，第一句话是中国农民人多，农民多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中国的人口多，而是农民相对的多。凡是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大量地进城，农民的数量在逐渐地减少。而中国从1958年以后，不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搞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农民却越来越多。在过去我们大约是五亿农民，现在大约有九亿农民。工业化越发展，农民越来越多。1949年农民是48400万，占总人口的89.4%；到1958年农民人口54704万，占总人口的82.8%；到1978年，农业人口79014万，占总人口的80.08%；到1998年，农民人口万，占总人口的69.6%；到2001年，农村人口76500万，占总人口的62.3%。
200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37.7%，到2002年接近39%。
现在大家都说中国的城市化严重的滞后于工业化，这几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大加快，而且我们在统计标准上也做了很大的调整。
199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是30.8%，到了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变成了36.4%。对于这个数字，国外的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迷惑了。按照世界的规律，城市化率增长最快的至多也就是一年1%。中国在一年之内，怎么会突然增长5%？原因是我们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按照国际惯例，凡是在城市中居住超过半年的人口就被列为城市人口，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就迅速提高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还是拥有农业户口。因此，中国农民的总数应该在9亿左右，占总人数的74%，而不是62.3%。中国的真正城市化率也没有统计的那么高，大约也就是25%。所以中国的工业化越发展，农民的数量却是越来越多。
后面的两句话是农民太穷，农民太苦。现在农民的人口这么多，可是在GDP中，农业产值的比重不到15%，75%的人口在分享15%的产值，收入自然就会不高。如果农民的人口减不下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农民的生活的确比过去有所提高，但是与我们的经济发展相比，与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他们的水平还是差得很远。最近，我做了一个计算如果不扣除物价因素，单纯从数量上来说，2001年与1978年相比较，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3倍；如果扣除物价因素大概增长了5～6倍。但农民在数量上大约增长了16倍，扣除物价因素大约增长4倍。所以，农民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民生活的提高还是比较慢，水平还是比较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情况更为糟糕。因此现在提出了“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的口号。从1997年以后城乡差距每年都在拉大。2000年是2.79∶1；2001年2.9∶1；2002年是3.1∶1，今年是3.2∶1，每年以0.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扩大。事实上扣除各种因素，城乡差距大致的比例是5～6∶1，国际上认为可接受的比例是1.5∶1。我们已经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了。我们文件的语言与实际情况不同在1997年以后，文件指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实质上是在下降、减少。农村这几年只要是种粮食、棉花的农民，特别是种粮食的农民，收入都在下降、减少。
3.农村问题
下面讲农村问题。“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是核心，农业是农民的职业，农村是农民生活和生产的居住地。农村问题的范围比较大。在过去，中国社会的管理只是到县一级，县以下主要靠乡绅，或者也可以说是自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10年。
北洋政府在一些省份，在县以下设立区，县长可以任命区长，而且工作人员的人数也是非常的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情况大概如此。一个乡政府也就是大约30多个人，一个县政府大约70～80人。到1978年还是如此，一个乡镇有8大员也就是8个助理，到现在每个助理都变成了一个站或者一个所工作人员急剧上升。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政府的开支可以自我支付。可是，在西部一些地区，他们的开支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分税制以后，乡镇这一级财政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很多乡镇都是负债的。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收入不够支出，他们的收入与责任不相符，他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以义务教育为例，在2001年以前，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承担11%，县一级负担9%，乡镇财政要负担78%，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义务教育最少应该由省一级的政府承担。2001年以后，小学教员的工资由县里来负担。根据我们的观察，大约有一半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到了中西部的很多地区还是没有解决。由于现在基层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统一，他们根本不能负担那么多的开支。中西部地区的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很多乡镇的财政都是非常的困难，这些问题，不是哪个乡镇干部的事情，它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目前农村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学者们谈论的“新的圈地运动”，当前被圈占的土地，其中43%是被闲置的。中国100个首富中43%是搞房地产的，他们赚了钱将来就走了，外商也走了，开发商拿着护照也走了，但人民政府走得了吗？共产党走得了吗？我们跟农民是这种关系，农村社会能安定吗？目前有3000多个开发区，已经占了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5400万亩地，大约涉及到4000万人。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大中城市的郊区，是土地比较肥沃的地方，当地的农民也都是中国最富裕地区的农民。大量圈占农民的地，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等于失业了，失业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我们搞现代化千万不能牺牲农民的利益。
在所有的现代化国家，城市化必然要占用一些土地。但是他们占地遵循这样两个原则，一是自愿，二是按照市场等价交换的原则。而中国社会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在买农民的土地的时候还是按照计划经济方式来办理。对农民的补偿还是政府行为，政府根据相关规定给农民一些补偿而不是按照市场价格。现在叫法不是“买地”而是“征地”。“征地”在国外也有，如果要建立一些公共的设施需要征地，因为是服务于公众，所以价格可以低一些，不过也要按照市场的价格来购买。如果是商业的用途，那就要按照市场的价格等价交换。
在中国很多地方甚至提出“经营城市”的说法。如何经营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占用农民的土地。“以地生财，以财建市，以市招商，以商发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买地拿来的钱来建设城市。通过建设城市，来吸引资金，因此达到发财的目的。《人民日报》报道说，今年上半年，根据几个部委的统计24个省市共有3000多个开发区。省里搞开发区，县里搞开发区，甚至在一些乡镇也有开发区。《人民日报》的评论说开发区多如牛毛。大量占用农民的土地，农民非常不满意，他们总结了这样几句话：“毁我们的庄稼，拆我们的房子，挖我们的祖坟占农民的田”。农民成了“三无人员”，即“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费”。如果他们的问题处理不好，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总结起来讲，农村问题主要表现在基层机构庞大，债务严重，干群矛盾紧张，土地圈占问题突出。用李昌平的话说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总之，关于“三农”问题，就是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民和农村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
成都市1000多万人12000平方公里土地，在全国35个省会、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中处第八或第九位，所以成都在第三世界里是第一世界，无论在哪个方面在全国也是第一世界。你们原来的基础很好，今后5～10年是一个大飞跃的时候。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三个最”的目标，即创业投资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实力最强，这个提法很好。在当前能够统一认识，统一到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新发展观的高度上，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现在我结合成都的实际，谈谈怎样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首先我要强调是必须以经济为中心，必须把经济搞上去。经济不发展，社会发展不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社会一定要协调发展。就城乡来说，城市还是重点，城市化还是关键，只有把城市化搞上去，才能发展农村。减少的农民到那里去？就是到城市里来。我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农村问题重要，但就农村解决农村问题，就农业解决农业问题，就农民解决农民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农业问题在农业之外，不是农业生产。就农村发展农村不行，还是要搞城市化，搞大城市化。把成都市发展起来，1000多万人的问题才好解决。
(四)关于成都市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几点意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体制，有几个体制必须改革1.改革现在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登记制度现行的制度是为当时计划经济服务建立起来的，全世界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等几个国家有这样的制度，别的国家都没有所以一定要下地决心去改。不放开户口，农民的身份低人一等。
好多地方讲，要给农民国民待遇，我说不是给，是恢复农民的国民待遇。搞市场经济，必须是起点公平，他们是农民户口，如何跟你竞争？什么时候都戴农民帽子，当工人叫农民工，当教员叫民办教师，当医生叫赤脚医生，当企业家叫农民企业家。现在江苏、湖南等地取消了农民户口制度，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以深圳为例，到2000年人口普查，深圳的总人口为700.8万，实际上的人口比这还要多。有一位博士这样写道，深圳的繁荣实际上是500万农民工用自己的血汗建立起来的。农民工进城以后，他们从事了工人的工作，但是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没有得到认同。很多城市的人均GDP都非常高但是很大一部分是靠农民工的贡献才完成的。尽管农民工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在城市计算人均GDP的时候，他们又被排除在外。四川8000万人，将来就要到你们川西平原发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要到适宜于人生存的地方去，建设这样一个平台，成都就发展起来了。
2.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明晰产权，建立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当前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因为它是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这是要肯定的。但是，这个制度搞现代化是不行的，也不是中国特色。现在农村好多问题是出在这个上面的。集体所有，集体是谁？现在好多30多岁的县委书记，不知道集体是谁。集体就是生产小队，不是村民委员会，这是两回事，集体经济才有所有权，村民委员会没有所有权，但是现在村支部书记可以卖地、可以动地，只有中国的村干部才有这么大的权利。现在许多地方的村支部书记把地卖了，村民还不知道，因为土地不是他的。从逻辑上讲，这个土地究竟是谁的？土地从土改起，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就是农民的，所谓集体所有，只是加入集体，难道现在就不是他的了吗？集体所有就是若干农民所有，怎么随便把它卖了呢？特别是宅基地，世世代代住在那里，突然就变成集体所有了，现在抵押、出卖都不行，农民贷款靠什么？就是靠抵押，就抵押几间房子，但不行，因为法律上规定不是他的。把最宝贵的土地交给最不自觉的干部在那里掌管着，能保护好土地吗？因为村干部不是国家公务员。所以要把土地还给农民，土地权国有，田面权、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土地定，人心才定，如果是现在这样的情形，社会怎能安定呢？所以成都提出失地不失业和失地不失利，有文章可作。作好这篇文章，是对国家的贡献。好多经验都是基层来的，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都是从下面产生的。如果能在全国推广开来，对全国8亿农民来说是福音是好事。
3.在就业制度上实现城乡一体化
在实践中，我们的就业制度目前还是具有歧视性的，我们说要改变二元社会结构，但是我们实行的这套人事就业制度把二元社会结构引进城市了。据我调查，一个工厂，两种制度，对农民工一种制度，对城市工是另一种制度。从国家利益上来讲，这种农民工制度也不好，在第二产业里的工人，57%是农民工。现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缺乏高级技术工人。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工人的结构构成是这样的：高级工(6～8级工)大约占总人数的35%；中级工(3～5级工大约占到50%；初级工(1～2级工)大约占15%。而中国的工人阶级高级工(6～8级工)大约占不到总人数的5%；中级工(3～5级工)大约占到35%；初级工(1～2级工)大约占60%。
中国要想成为制造大国，如果工人结构构成是这样，那就很成问题。所以就业制度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就业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歧视他人。就业制度不改革，就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4.改革国民经济分配制度
改革国民经济分配制度是关系整个国家和全局的大事。现行的国民经济分配制度对教育、科研、文化等的分配都是向城市倾斜的，城市人口占不到40%，却占据了国民经济分配的85%。
农村仅占15%。这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须改革国民经济分配制度。
5.改变现在的财政体制
改革现行财政制度也是关系整个国家和全局的大事。现行财政制度对县、乡两级特别不利，因为转移支付实际上没有到位。
向中央倾斜、向城市倾斜、向发达地区倾斜的财政制度必须改革，使得财政变得比较均衡，才能实现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6.重建农村工作委员会
我建议恢复或重建农工委，要解决8亿农民的问题，在成都有600万农民的问题，要减少农民，逐渐转移到城市，逐步解决“三农”问题，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和政府的农工委的队伍要扩大，解决这么大的问题，要有一个参谋机关，研究机构要调查研究，协调各方面的工作，还要制定一些政策，有好多具体工作需要去做，如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户口制度等。
总之，“三农”问题涉及近9亿的人口，不是一日之功，需要漫长的过程。既然中央提出了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提出了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只要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我相信“三农”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2003年11月)
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