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农民太穷，农民太苦。关于农民的穷苦，要讲四句话。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二是农民穷，农民收入少，是因为农民人太多，占有生产资料太少。在GDP的总量中，2003年，农业创造的部分只占14.6%，而就业的劳力占49.1%，农业人口占72.6%，怎能不穷？三是农民穷苦是相对于我们经济建设成就比较而言，从1978～2003年GDP翻了近三番，年递增9.4%，但农民的收入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还有约9000万人年均收入825元以下连温饱还没有解决；四是农民穷苦，是相对于城市居民比较而言的。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为2.57∶1，改革初期差距有所缩小，1985年为1.8∶1，但以后就逐渐扩大，1995年为2.72∶2003年扩大为3.23∶1。2004年农业大丰收，农产品涨价，国家减免了农业税，还有直接补贴，农民人均年收入增加6.8%，但城市居民增收更多，差距还是继续扩大。国际上有个共识，认为城乡差距在1.5∶1，比较合理。我国现在的城乡差距在3∶1以上，而且还是继续扩大的趋势，社会怎么能安定。
第三，农民太弱。经济地位弱，政治、社会地位也弱。这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的结果。合作化、公社化使农民交出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经营权，1958年实行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农民是农业户口，从此被固定在农村，沦为二等公民，失去了国民待遇。农村改革，使农民得到土地的经营使用权，所有权，还是“集体”的。可以进城务工经商，但只能当农民工，干了10年、20年，也成不了正式工，转不了户口，仍是城市的边缘人，融不进城市，没有市民待遇，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农民工残了、病了、老了，还是回农村，还是当农民。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条例规定，24万城市人口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农村人口96万人选一名代表。有人说，当今中国农民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是城里最大的弱势群体，农口的部门是弱势部门，管农业的领导是弱势领导，这有一定的道理。
第四，农民日益边缘化。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里，不断被边缘化，至今还在继续。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权利不断被弱化，被侵蚀。弱化到连自己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和基本生活资料(住房)都保护不了。一部分农民沦为新的贫民群体。
世纪之交时，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以地生财”等口号下，空前规模地侵夺强占农民的承包地。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全国开发区多达6015个，规划面积万平方公里，约合5300万亩(在中央明确禁止后还出了一部分)，所到之处，毁农民的庄稼，挖农民的祖坟，拆农民的老屋强占农民的耕地，强迫农民迁移，美其名曰，“成片开发”，“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只给农民极少的补偿，又不做合理的安置。
农民是弱势群体，无权无势无组织，只好任人驱赶，沦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据有关方面调查，这一轮失地的农民，约有4000万人，多数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大中城市近郊区，原来是中国最富裕、最有文化、最会经营的农民。失地后约60%的人收入下降，约30%生活发生困难沦为新的贫民群体。他们在本地求告无门，只好到省、到中央告状。这是近几年农民上访骤增的主要原因。2004年，农业丰产农民增收，但农民上访仍然不减，主要是因为这部分农民已经失去土地，农业丰收与他们无关，反而因为粮价上涨，使生活更加困难，所以上访者仍不绝于道。
中国13亿人口，9亿多是农民，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上述农民问题如此严重，这是农业问题屡解不决，周期反复的根本原因。也是目前我国一方面经济形势很好，另一方面诸多社会问题凸显、社会并不安宁的主要原因。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党中央把做好“三农”工作定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几年，农业、农村、农民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进展，做了很多工作，解决了一批又一批的问题，很有成效。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视角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整体，农民问题是核心，是关键，是主要矛盾。要解决“三农”问题，应该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
先抓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就顺畅。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就应是坚持以农民为本，首先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农民有了积极性，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上述诸多的农民问题，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
的结果，对城市、对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乡村、对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农村改革，解决了一部分农民问题，但是，涉及到城乡关系等深层次的利益格局，如户口、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性的问题则至今还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所以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现在春节快到了，各地的民工潮正在滚滚涌动，铁路、交通、公安、民政部门的干部职工如临战场，日夜奋战，还免不了要出种种问题。已经10多年了年复一年，民工潮越涌越汹，不见缓解。这是工业化国家必然会有的吗？考察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并没有这种做法，是中国仅有的。农民进城当工人转变为市民，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城镇第二、三产业大发展，需要劳动力。
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但因为户口体制卡着，进了厂做工的农民不能成为正式工人，只好当“农民工”。这本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一拖近20年了。逐渐成为一种“农民工体制”，现在就农民工来解决农民工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的。只有改变农民工体制，才能把农民工问题解决好。要解决农民问题惟一的出路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把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至今还在起着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诸如人口、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按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要求，加以改革，逐步建立新的体制，才能逐步使农民减少，才能使农民逐渐富裕起来，才能逐步把农民问题解决好。
把9亿中国农民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逐步转变为工人、职员，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要实现的历史任务。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的工作，可以称得上是世纪性的难题，但是这是必须完成的，也一定是能够实现的。因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不能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总不能只在城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在农村基本上还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要实现宏大的历史任务出发，我们现在就应该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
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本书的主题。
1998年，我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第二届期满，行将交班的时候，有关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组建一个课题组，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从此以后，我和课题组的同志们一起，把主要的工作和时间都投入到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方面，至今七个年头。2001年冬，课题组完成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2年初出版。2004年夏天，课题组完成了第二个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4年7月出版。
现在，课题组正在进行第三项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研究”。
在这六年多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放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研究方面，但是我仍然在关注着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发展和问题。这一方面是习惯使然，我是农民的儿子，几十年了，一直在调查研究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问题，每天打开电视，翻开报刊，最注意的是有关“三农”方面的信息和论述，为农业、农村的发展和进步而喜悦，也常常为农村遇到天灾、人祸、农业周期反复而忧虑，免不了总想说些话。另一方面则是我在农村发展的工作部门、教学研究单位和各地有一批老朋友，他们一如既往，每当开“三农”问题的研讨会，还是盛情邀我参加，应约了就要写文章、发言、讲话，另外还有些报刊的约稿。所以每年还是要写几篇“三农”问题的文章。
本书定名为《“三农”新论》，是2002年出版的《三农论》
的续集。收集了自2002年初以来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多数时已经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的也有一些是内部刊物上刊登过和还未发表过的，还有几篇是2001年前的文稿。全书分编为：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社会阶层结构探讨和关于经济社会形势分析等五个部分，共篇文章。
1999年以后，农村又一次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农业生产滑坡，农民增收困难。这些年，不是农业问题基本解决，农村进入新阶段了吗？为什么又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三农”问题屡解不了呢？对此我做过不少分析，也提出过不少对策和建议，本书的多数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现在看来，有些是有针对性有价值的，有些则还没有分析到问题的实质。近期我读了很多国内外的文献资料，结合我国农业周期反复的实践，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我认为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定要妥善地解决好“三农”问题，而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先要解决农民问题，把解决好中国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解决农业问题、粮食供给问题放在第一位。1952～1978年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十分短缺，要保证国家工业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急需，把农业、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还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情况不同了特别是经过了改革以来农业生产四次周期反复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重新检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不能再走就农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的老路，而应该执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
在这本《“三农”新论》里，有几篇文章是论及解决农民问题策略的，但还没有提到应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我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专门以此为题写出来，供学界和决策部门参考，也作为本书的前言。
2005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