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核心是农民问题，因为农业是一种产业，是农民从事的职业；农村是农民聚居生产生活的社区。
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才能顺利解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不是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解决农业问题放在第一位。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工业化开始，不久就感到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供给不足于是就搞统购统销，高指标，强征购，遭到了农民的强烈抵抗征购要同很多农户直接打交道，成本很高。于是就学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做法，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1958年全国实行公社化，把5亿多农民组织在人民公社中，政社合一，自然村改为生产队，行政村改为生产大队。城市、工业需要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产品，政府直接向公社征购，作为国家任务向社队三级干部下达，限期足额完成。购粮的成本，确实是减少了，任务也勉强完成了。但是这种公社化体制把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农产品分配的自主权剥夺了，极大地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只好消极抵抗，农业生产长期停滞徘徊，造成粮食和农产品长期短缺。中国原来是个农产品纯出口国，1961年以后成为粮食和棉花大量进口的国家。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耕地等生产资料的经营权还给农民，也有了农产品的分配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连续较大幅度增产。但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的模式并没有改变。当粮食等农产品供给遇到问题时，就采取惠农政策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改革；而当粮食和农产品供给好转时，就改变惠农政策。所以在1984年、1990年、1996年三次获得农业特大丰收后，都在第二年减产重又陷入徘徊停滞的局面。
1996年粮食总产量超过1万亿斤，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丰收。对此，政界和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实现了由长期供给不足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转变，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中国的农村、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我对于“三农”问题有个基本判断，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实践证明，“三农”问题不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业问题解决了也还是要反复。1996年大丰收，秋后就出现卖粮难、粮价下降，1997年粮食就减产207亿斤①。1998年洪涝灾害(中国是个缺水的国家，丰水年一般是增产的)，国家还以保护价收购粮食，粮食生产10246亿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99年以后，由于粮食库存大量增加，国家粮库爆满，粮食企业亏损严重，国家以保护价收购的政策实际停止了，市场粮食价格一路下跌，1999年11月的粮价比1996年同期下降32%，损失最终落在农民头上。
从1999～2003年，政府一直强调要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的收入就是上不去。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9%，1997年增幅下降为4.6%，1998年为3.3%，1999年为3.8%，2000年2.1%，2001年为4.2%，2002年2003年为4%。七年都没有实现过农民年收入增加5%的目标而且这些小幅度的增加主要是靠非农业经营性收入和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种粮务农的农民收入实际是下降的。所以农业生产再次陷入倒退停滞阶段。对于农业的这种严峻形势，李昌平同志写给朱基同志的信里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对全局做了深刻的概括。李昌平在2000年春节时说，“农业真危险”还是一种推测，因为1999年粮食总产量还有亿斤，仓库还有约5000亿的存粮，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还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种粮食无利可图，农民就没有了生产积极性，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或另谋他业。
年以后粮食就连续减产。2000年产粮9244亿斤，比1999年减少924亿斤，减产9.1%；2001年产粮9053亿斤，减少191亿斤，减产2.1%；2002年产粮9141亿斤，增加88亿斤年产粮8614亿斤，减产527亿斤，下降5.8%。减产的头几年因为库存粮食多，所以供给还没有问题，靠连年挖库存解决。
2003年大旱，进入秋季，粮食大减产已经成为定局，南方几个省区库存粮食告急，市场上粮食价格开始上涨，于是粮食供给问题再次惊动中央，成为经济安全问题。
2004年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把“三农”问题列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事隔18年之后，又一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了“1号文件”，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第一次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各级政府加强对农业领导，再一次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加上市场粮价上涨30%，2004年又风调雨顺，农业获得特大丰收，当年粮食达到9389亿斤，增产775亿斤，超过了原定计划9100亿斤的目标。
从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起伏波折的四个周期性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农民政策的反复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规律性的认识第一，中国的农业问题。在现阶段主要是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布朗关于“谁来养活中国”的说法，是外国人替中国人担忧，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足为训。1996～1999年四年间粮食平均年产10097亿斤。专家测算，2004年全国粮食总需求为9800亿斤。2003年粮食总产骤降到8614亿斤，又一次出现粮食的供给问题，这还是因为农民政策又出了问题，谷贱伤农种粮不合算，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恶果。所以中国的农业问题的反复，说到底是中国农民问题的反应，是国家对农民政策反复的表现。只要国家的政策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农民有生产积极性，就现有的耕地，现有的生产能力是可以保证农业对社会供给的。只要把农民问题解决好了，农业不会成为问题。
第二，国家要把解决好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后，党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列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农业问题放在第一位，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把农民问题、农村问题推到以后去解决。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后，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做的。50多年来，重视的程度不可谓不够，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可谓不多，我们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成就，终于在1996年实现了农产品由长期供给不足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大好局面但是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又出现了1997年以后的反复。
还有一种做法，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同时，也解决农民、农村问题。发达国家的做法，一般是在工业化开始时，通过征收农业税、土地税等形式，从农民、农村那里取得原始积累，在城镇办工业，而随着资金、粮食、工业原料进城的时候，农村劳动力也大量进城，成为工厂的工人，成为城市的市民；所以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发展的，农民是随着工业化而逐渐减少的。待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起来有了积累后，就反哺农业，一般是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给农械、化肥等现代生产资料以补贴，提高农民的收入，使农业现代化。待工业化、城市化有了更多的积累之后就更大规模地支持农村的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水利、道路、通讯)的建设，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
我国现在的问题是，农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虽然还不巩固)，但农民、农村问题还很严重，而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没有解决好，农业问题就是解决了也还会有反复。所以当今中国的“三农”工作，第一位的要解决好农民问题。
在现阶段有哪些农民问题是急需解决的第一，农民人数太多，占总人口的比例太大。国际上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民的绝对量和占总人口的比例是逐步减少的，工业化初期，农民占70%～50%，工业化中期阶段，农民占50%～30%，工业化后期，进入现代化社会，农民则在30%以下，有的减到5%以下。
因为各种历史原因，我国一面在工业化，另一面农民的绝对数大量增加，占总人口的相对比例下降很慢。
1952年农业人口50319万人，占总人口1958年农业人口55273万人，占总人口1978年农业人口79014万人，占总人口2000年农业人口94244万人，占总人口2003年农业人口93751万人，占总人口72.6%。
我国在1952年大规模工业化开始时，有5亿农民，到年工业化已发展到中期阶段，而农民反而增加至9亿多，比1952年增加4.3亿农业人口，这在大国工业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严重背离，是中国目前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