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水平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总体小康只能说是刚刚跨过小康的门槛。总体小康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强调的是经济学上的指标。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特别注意人们的精神生活、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更加注重社会意义上的全面社会进步，追求的是物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和谐的发展。
陆学艺说：“如果GDP以每年7.2%的增长率，到2020年达到3000美元没问题，步入现代化国家在经济的指标上没问题。
更难达到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些指标。”全面小康社会强调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们生活更加殷实。全面小康社会是社会的整体进步。除了经济的发展外，强调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全面小康社会的社会学指标
陆学艺解释说，达到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些社会学指标主要表现在城市化程度、社会结构的构成、教育、科技的水平以及社会生活质量等几个方面。
陆学艺对我国未来的城市化速度表现得很乐观，他估计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可能不是普遍预计的50%，而是能高达55%，因为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城市化发展会很快。
城市化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进步的体现，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上，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
发达国家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相继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大于70%，步入后城市化阶段。而我国多年来却采取了限制城市发展速度的政策，在户籍、土地、经济、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了严格的城乡分割政策，大大延缓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据陆学艺介绍，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在37.7%。由于改革开放前实行严格的控制城市化的政策限制了城市化进程。经过改革开放，我国城市化虽然经历了近20年的较快发展，但与世界水平相比，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
关于社会结构是社会学专家非常看重的一个小康社会指标。
中国正处在从总体上小康向全面小康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同样也在不断地变迁。陆学艺告诉记者，全面小康社会表现为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的。他说：中国是否达到全面小康社会，仅有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才能深刻、本质地反映中国整体现代化水平。
教育、科技的水平也是反映了全面小康社会的指标。我国教育无疑是落后了，尤其是大学和高中教育。大学教育甚至不如印度，虽然在1999年大学已经扩招。陆学艺说：“早在90年代邓小平曾说过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全面小康社会，教育、科技水平是一个重要指标”。教育上的落后导致科技和文化发展的落后。
另外还有一些现代化的指标也可以反映全面小康社会的状况。如，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食品支出比例(恩格尔系数)、平均预期寿命、每千人口医生数、婴儿死亡率、中学入学率、每户居民拥有的住房、每百人拥有电话、人均生活用电量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等。陆学艺说：“全面小康社会要求我国农业劳动力不能超过15%，农村人口不能超过50%，大学人数不应低于适龄人数的20%，第三产业占45%比例以上。”
对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待挖潜力，陆学艺非常看重，他举例说：我国台湾一个两千多万人口的省，电视频道多达85个；国外的一所大学是一座城，能养多少人！而我们的大学周围多的是饭馆。
(三)中等收入阶层是政治经济的稳定力量
陆学艺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作过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他认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将是未来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力量。
陆学艺的调查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与发达国家相比，代表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雏形。
陆学艺说：社会中间阶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阶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阶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在18%左右，离西方国家的还有不小的距离。如果中等收入阶层以每年1%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我国也可以达到35%左右的比例。如果到达这个比例将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陆学艺解释说：第一，在政治上，中等收入阶层拥护现有的政策，是政治上的稳定力量。第二，在经济上，他们是稳定的消费群体，扩大社会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第三，在文化上，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资本，特别是随着新的中等收入阶层加入。老的中等收入阶层，一般是指中、小企业主，个体户等，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有限。但随着专业技术人员，如医生、律师等中等收入阶层的加入，这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本越来越多。这样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就会带动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提高，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尽管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但按照陆学艺的说法，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橄榄型”。陆学艺的研究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并不是合理的，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在全部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70%左右。而1992年，农业就业比重在英国为2%，在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在韩国也仅为17%。考虑到中国农业人口比重大，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农业人口的比重最多也不能超过25%。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目前能够纳入中间阶层和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8%左右。这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平等。对造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深层原因，陆学艺认为是自发性状态、制度安排、社会政策滞后和缺位所造成的。
在陆学艺看来：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而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这需要国家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要注意制定相应的适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因为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也不能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
由于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也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其中最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它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有关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各阶层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地位各自利益的表达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调节和协调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清晰、具体且符合公正原则和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需要的说明。
陆学艺认为，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明确了今后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思路。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加强在税收、遗产等方面的“二次调节”。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借此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体系。
(本文系2002年11月15日《中国经济时报》
记者王秀、夏金彪的采访稿)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全面进步
(一)小康从概念到社会理想
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据《尔雅释诂》说：康：安也。这就是说，要轻徭薄赋予民休息，让百姓能够过上小安康乐的日子。在这里，小康是一个名词、一个概念。
到了战国初期，一部分儒家学者，逐渐把“小康”这个名词演绎、阐述为一种社会理想。西汉初，学者戴圣把前代儒家学者的学术论着编纂成《礼记》一书，其中的《礼运篇》，描述了这个社会理想：“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这里，儒家学者把“大同”和“小康”诠释成为两种社会状态。他们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出发，把“大同”社会描述成为最高理想社会，而“小康”社会是以天下为家，靠礼仪关系维持的社会。他们认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虽然政教修明，讲礼讲信，但仍不及三皇五帝时代的大同社会，所以只能称“小康”。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几兴几衰，绵延曲折，但总是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主流。唐、宋以后，实行科举制，把儒家学派的论述作为经典着作。后来定为四书五经，实际上成了科考制的必读书。《礼记》是其中的一经，所以关于大同和小康的社会理想一直传了下来；另一方面儒家关于大同、小康社会理想的观点、概念逐渐传到民间为群众所掌握，并逐渐把这个小康社会的设想，演变为对温饱有余的生活状态的描述概念在民间广为传播成为许多人憧憬能够实现的理想生活状态。
长期以来，在民间，把在经济上薄有资财，不愁温饱，可以安然度日的家庭称为小康之家。既区别于家财万贯的富庶之家也区别于贫困拮据、不得温饱的穷苦家庭。一直到近现代，小康这个概念是群众中十分熟悉、通俗的常用的习惯用语。
历史上，政治家、思想家则常常把这个群众熟悉的小康概念，用来作为社会理想来宣传。近代的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
中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据乱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文教全备也。此为春秋第一要义”。小康在这里，被康有为说成是介于据乱世和太平世之间的过渡中的社会状态。不过，康有为是接受了西方传入的进化论，所以，他认为社会是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小康)，再由升平世进到最高理想境界的太平世(大同)。在这里，康有为认为，由小康社会向大同社会是发展，是进步，而不再是原来儒家学派在《礼运篇》里说的是复古，要回到古代去。但是康有为在这里讲到小康，是为了托古改制，宣传他接受了的进化论思想，是用来说事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二)小康社会由理想成为现实
小康社会的理想，是古代思想家提出来的，两千多年来为许多仁人志士所憧憬，尤其是为千千万万处于贫苦的广大群众所追求，希冀能过上不愁温饱、可以平安过日子的小康生活。
但是，真正使小康社会的理想成为现实，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过20多年党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后才逐步实现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我们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一是因为我国底子太薄，人口太多，基础太差；二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经验，当初学的前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体制不灵，而且摇来摆去，没有专心搞建设。所以直到1978年，人均GDP只有376.5元(当时合242.9美元)，人均产粮食316.6公斤。农村人口79014万人占总人口的82.08%，其中有2.5亿贫困人口。据国家统计局推算，1978年城市人口的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为67.7%。
按国际标准，1978年的城市刚刚达到温饱线，而整个农村则都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文化大革命”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亿人口，8亿人种田还不得温饱，工农业产品都短缺，粮食不够，靠进口弥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邓小平同志是解放思想的典范，也是实事求是典范。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就提出了要在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是全国亿万人民企盼能够实现的理想，在当时起到了激励鼓舞人心和动员群众艰苦奋斗的重大作用。但是实际是做不到的。邓小平同志看到了这一点。为了不给群众泼冷水，没有骤然改变这个说法，而是用他政治家的政治艺术，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地把这个奋斗目标调整过来，从而形成了新的说法，也就是后来的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