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明亡国谁之罪？——明朝皇帝、宦官、内阁三角政治形成的由来
明朝的皇帝既想大权独揽，又想荒淫玩乐，有些皇帝又从小贪玩、缺乏教育，缺乏执政能力，怎么办？他们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宫廷秘书班子、太监与内阁，逐渐批硃权下放，形成了皇帝、宦官、内阁的三角政治。在许多朝代事实上就是宦官专权。
明朝建立之初，原有一个中书省作为最高中枢机构。中书省的首脑是左、右丞相。但农民出身的太祖朱元璋总是消除不了内心深处的自卑感，总觉得位高权重的丞相对自己的无上权力构成了某种威胁。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终于以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名，把中书省的官员几乎杀了个干净，并从此取消了中书省，不再设相，一切国家政务均由皇帝亲自管理。后来，朱元璋又重申了自己的决定：“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所以后来明代再没有设丞相这一官职。取消了丞相，实际上是把皇帝、宰相原来分担的两副担子都压在了皇帝一人身上。
于是，皇帝的日常工作异常繁重。据统计，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的八天当中，朱元璋需要批阅的公文有1660件，内含3391事，平均每天须批阅公文二百多件，计四百多事。除了批阅大量公文以外，皇帝还要召集办公会议，参加各种典礼仪式，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皇帝的工作经常忙得吃不消，只好设置帮办的秘书。洪武时期，朱元璋曾几次组建秘书组织，但都没有形成定局。直到成祖朱棣靖难成功，任命黄淮等七人为大学士，每天到禁城中协助皇帝办理机务，皇帝的秘书组织才算有了固定的形式。由于这些大学士们的办公地点在皇宫大内，所以通常被称为内阁。其职掌为“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
最初内阁大学士的功能在于延长皇帝的耳目心智，分担皇帝的一部分劳动，所以几乎总是不离皇帝左右。
朱元璋下令永远废除丞相制，将权力集于皇帝一身。他非常敬业，日理万机。但他的后代却缺乏他的这种旺盛精力与勤勉作风，逐渐开始依靠内阁。
到了宣德朝（1426～1435年）以后，朱家的龙子龙孙们日渐退化，继位的皇帝们不是年龄太小，没有能力担当重任，就是对繁杂的政务极其厌倦，不感兴趣。皇帝们躲进深宫，懒于同阁臣共同办公，渐渐地同内阁越来越疏远，后来甚至出现了大学士多年见不到皇帝面的现象。
为了进一步贯彻“君逸臣劳”的精神，明朝皇帝们又选择了一些同他们更接近，更能终日在深宫陪伴他们的太监充当秘书，协理政务，这些人就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在一般情况下，充任秉笔太57监需要有相当的学历和资历。他们大多是幼年入宫，在内书堂受过相当严格的正规教育，因而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内书堂毕业后。
再分拨到六科廊写字，在这个大体上相当于宦官人事管理局的机构里，一个写字宦官可以积累相当丰富的行政和文书经验。经过在六科廊多年的历练（常常是二三十年）最有出息者又能进入文书房。文书房平时只有宦官八到十名，虽然主管的只是传递，启封，记录中央各部门及各地的奏章一类收发工作，但因为处在政治信息流通的咽喉要道，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文书房的各位官员在这里能够学到有关国家公文的极其丰富的知识，既包括形式方面的，也包括内容方面的，从而就逐渐窥测出这个帝国政治的精微奥妙之处。由于这样的原因，文书房人员照例可以按顺序升为司礼监秉笔。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般就是宦官生涯的顶峰，其中的最幸运者在秉笔多年之后还可望升为东厂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
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职责是“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事实上就是替皇帝执笔，批示文件。这种代皇帝执笔批示奏章的权力，能够极大地影响甚至把持国家政治。中外的历史上都出现过由君主专政变质为秘书专政的事情。在明代，这种秘书专政的特殊形式就是司礼太监的专政。
秉笔太监由于在宫内长期围绕皇帝左右，能对皇帝施加巨大影响，在宫外又能代表皇帝发号施令，政治地位举足轻重。他们以皇帝私人代表的身份参加高级政治会议，决定重大国策，可否高级官员的任免。他们掌握着国家秘密警察组织，能够法外施法，威胁全体官僚和民众。在对重要囚犯六年一度的复查审核中。司礼太监要充任最高法官。此外，在军事监察、财政审计、对外交涉等多种关系重大的政务方面，司礼太监们也常常要派出心腹亲信参与其中。
在司礼太监们的诸多大权中，最重要的是批硃权。
各级衙门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呈文与批复。明朝天下一切权力均归皇帝，其主要体现形式，就是各级官僚机构把大事小事逐条向皇帝汇报，并在得到批复后再照皇帝的旨意执行。臣子们向皇帝提交的工作汇报或请示或建议，叫作“本”，按性质不同分为“题本”和“奏本”两种。一般说来，所有的题奏本章都应该得到批复，以便政府各部门能遵旨而行。只有这样，帝国的政治机器才能正常运行。
皇帝批本，从理论上讲是应该亲自阅读，亲自批示的。如果实在忙不过来，也应该在皇帝的直接指导下由秘书代理。
但由于内阁同皇帝的分离，批本这一项工作也跟着分裂成了两个步骤：
送入宫中的本章一般不经任何处理就发往内阁，首先由大学士们阅后草签一个意见，用墨笔写在纸条上，这叫做“票拟”。而后，票拟过的本章再由皇帝审定，用朱笔直接批在本章上，叫作“批硃”。只有批在本章上的朱字才具有法律效力。宣宗时，内阁拥有了“票拟”权，即对各种奏章签署处理意见后再呈给皇帝，由皇帝用红笔签发（“批红”）后实行，此后，政权渐入内阁。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的批硃都不会改动内阁票拟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内阁才会被认为拥有极大的权力。但从法理上讲，票拟却只不过是一种建议权，最后的决策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里。
同票拟的建议权相比，批硃是更重要、更关键的决策权。然而，那些缺乏批硃能力和没有兴趣的皇帝们不愿意同阁臣们共同办公，认真阅读批复内阁送来的全部本章，把票拟全部抄录一遍。在正常情况下，皇帝每天只是象征性地批上几件本章，而把大多数文件都交给身边的司礼太监们去处理。于是，关系国家政治决策的批硃权落到了高级太监们的手里。
代皇帝批硃，或者是遵照阁票字样用朱笔楷书照抄批复，或另外批复意见。实际上，掌握了批硃权就掌握了对内阁票拟意见的否决权。不论内阁有什么打算，只要秉笔太监不批，就不能施行。
内阁之所以斗不过司礼监，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有通过秉笔太监的批硃，内阁的意志才能转化成皇帝的意志，才能合法化，才能得到贯彻执行。
由于内阁毕竟与皇帝有一段距离，真正与皇帝亲近并得到皇帝信任的，还是终日在皇帝身边侍奉的奴才宦官们。就连在宫门口设置“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铁牌子的朱元璋，最后也与宦官亲近起来。到英宗时，这块已名存实亡的铁牌子干脆被专权宦官拆除，明朝从此进入宦官专权时代。
英宗年幼时，王振是其朝夕相处的奴才与玩伴，英宗呼为先生，两人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英宗长成后，凡事依靠王振，王振也因此大权在握，飞扬跋扈。在此之初，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执政，号称“三杨”。王振控权后，三杨遭到排斥，内阁权力削弱。王振最能控制皇帝的表现之一，就是1449年怂恿、挟持英宗亲征瓦剌，实际上凡事由他恣意而为，他甚至令军队绕道40里往其家乡，搞荣归故里的炫耀之举，结果被强悍的瓦剌军队赶上，50万明军葬送在土木堡，连英宗也被瓦剌俘去。将军樊忠忍无可忍，高呼“我为天下诛死贼”，将王振锤杀。
此后景泰帝立，任用于谦，在北京城下与也先率领的瓦剌军决战，取得胜利，稳定了北方形势，迎回英宗，9年间，国家晏然。但英宗终又与宦官勾结，发动“夺门之变”，复辟为帝，害死于谦，朝政再次为宦官把持。
英宗以后，宪宗、孝宗、武宗等都长期不问政事，万历皇帝更是深居皇宫20余年不见朝臣，凡事全靠宦官。
武宗时，京城内外都说朝中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这个刘皇帝，即指宦官刘瑾。正德初年，发生了一场朝臣票拟权同宦官批硃权的较量。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吏部、户部、兵部和都察院分别上疏，抗议宦官干扰本部门工作。其时主持内阁的是大学士刘健，他与同仁们站在朝官的立场上，拟旨严谴干政的宦官。结果，这些侵害了宦官利益的票拟没有按正常程序批在本章上发生法律效力，而是被退回了内阁，要求重新拟定。事实上，退还票拟并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因为正德帝根本不理政事。是掌握了批硃权的秉笔太监退还了内阁的票拟。刘健对于这一点也很明确，所以态度极强硬地把原拟再次封进，并且附加了说明。司礼太监们虽然不能出面争执，却也毫不让步，他们坚持对票拟不批。事情拖了十几天，刘健等人屡次上疏争辩，甚至提出退休辞职，最后皇帝才决定，吏、户等部的题本交由有关人员集体讨论拟定处理意见。结果，有关人员讨论拟定的意见仍然同内阁原来的意见差不多。但在司礼监秉笔们的阻格下，内阁的票拟到底没有成为合法的圣旨。刘健和他的同僚们都是顾命老臣，又以刚直闻名，然而在这场同宦官的斗争中，他们却以失败告终。刘健为首的朝臣在对宦官斗争的二月战役中没有取胜，而后又连连发动猛攻，但结果却更惨。到了十月，以刘瑾等人为首的宦官集团的地位更加巩固，而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等反对宦官执政的主将却被赶出了朝堂。刘瑾掌管着又一特务机构“内行厂”，与另7名宦官共称“八虎”。刘瑾极有心计，他专在幼帝专心游戏之时请其批阅奏章，使顽童皇帝不耐烦地令他代批，从此取得名正言顺的“批红”权。朝臣奏议，往往要往皇帝及刘瑾处各送一份，有时刘瑾甚至把公文带回家中处理，可见其气焰之嚣张。一些阿谀奉承的朝臣仰其鼻息，其中有一个竟无耻地向刘瑾解释自己为何没有胡子说：“老爷所无，儿安敢有？”朝臣贿送刘瑾的钱财达黄金24万余锭，银500余万锭，这无疑都是由盘剥百姓而来。
这种情形发展到明后期宦官魏忠贤时代，更是无以复加。他与熹宗乳母客氏相互勾结，操纵皇帝，甚至与朝中谀臣结为阉党，以父子相称，“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徒成为魏忠贤的走狗。他们血腥镇压关心朝事的东林党人，枉杀有功边将熊廷弼等，无恶不作，为所欲为，后虽被崇祯诛杀，却遗患无穷。
宦官专政真正结束的时代，就是明朝灭亡的时代。
2、万历前皇帝们的荒淫享乐
“我们是皇帝，除了阴茎和性生理条件的制约，我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当了皇帝，不尽情享乐，当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当皇帝不是为天下百姓去受苦，而是奴役他们，为满足我们的各种欲望服务！”荒淫享乐是帝王的通病，明朝皇帝尤其如此。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一个荒淫享乐的典型，一个荒淫享乐的野兽、生理机器。
“如果只守着皇后和两位妃子，那我这皇帝岂不是白当了？”
正德二年（1507年），明武宗举行了大婚，迎娶夏氏为皇后，后来还娶了两位妃子，但他把她们当成了摆设，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如果能在宫外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建立一个自己的安乐窝，不用像在皇宫里受那么多规矩的束缚，想干什么干什么，那该多好啊！”不久，明武宗选中了一个叫做“豹房”的地方。豹房坐落在皇宫西华门外太液池的南岸，本来是皇家豢养猛兽和稀奇动物的皇家动物园。明武宗在豹房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他对自己选中的这个安乐窝十分满意。从那之后，明武宗一直在这里住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豹房不但是他的安乐窝，也成了实际上的政治中枢。朱厚照兴趣广泛，什么斗鸡走狗、骑马射猎以及吹拉弹唱等他都精通。玩累了，他便兴致勃勃地观赏猛兽斗来斗去，有时还亲自下场跟虎豹斗上几下，因此经常受伤，他却乐此不疲。皇帝与虎豹打架，身边当然得有保镖、陪斗的，于是就召集天下善搏虎豹的人，入豹房做“勇士”。共有上万人被选入京，明武宗又从万人中选出了一百名勇士，将他们养在豹房中，还封他们做了自己的“义子”。
“陛下，我们色目族女子，姿容美艳妖娆，皮肤白皙细嫩，中原的女子要和她们相比，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朱厚照还非常好色，他的皇宫里充斥着美女，但他对后宫的嫔妃完全不感兴趣，却喜欢异国风情的美女。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是个色目人，明武宗把他召入豹房，十分宠幸。他趁机向武宗推荐色目族女子。朱厚照听了这话，兴奋得双目放光。那时都尉吕佐也是色目人，于永就以皇帝的名义叫他把家里擅长西域歌舞的舞女进献上十二个来。等到这些异族美人一来，明武宗一看真的是别有一番姿色，当时就喜不自禁，从此沉浸在这些美女的歌舞之中。他觉得仅有这十二个美人还不够，就在京都那些色目人家中大肆搜索，把他们家中的女子招来歌舞，其中姿色超群的，还要供他发泄性欲。后来，他听说于永的女儿也是一个美女，就让他把女儿也献上来。于永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帝的玩物，就把邻居的一个女孩儿冒名顶替送进宫去。朱厚照也不知道此女不是于永的女儿，看那女子挺秀气的，还挺满意。于永知道这样做，一旦被皇帝发现，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于是特别害怕，后悔自己当初给皇帝出这样的“馊主意”，不久他就装病辞职了。
“像王满堂这样来路不正的女人，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但明武宗就喜欢王满堂这样的女人。豹房不但是动物园，还是个真正的皇家大妓院，不过嫖客只有朱厚照一人而已。
明武宗别出心裁，在豹房里开设了一条街市，建有定和、宝延等六个店铺。他自己就穿着商人的衣服，戴着小太监的帽子，在这六个店铺里跟他们做买卖，持簿算账，讨价还价，假戏真做，玩得不亦乐乎。这个街市还十分热闹，街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杂耍，跳猿扁马、斗鸡逐犬，无所不有，当然，少不了当垆卖酒的大美女。
明武宗让那些豹房的美人们都扮作歌伎粉头的样子，他挨家挨户地进去听她们唱曲，一有兴致就尽情地淫乐一番。
“如果在乐室四壁和屋顶全都嵌上镜子，地下铺上厚厚的锦被，叫两个美女陪自己，三人一起赤裸裸地行乐，再通过周围的镜子，一定能看到一幅幅大饱眼福的‘春宫图’！”为了玩得高兴，他还专门建造了这样一间“乐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