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袁世凯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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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4)

为了镇压起义,清政府以惊人的速度做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的第一军迅速南下,军谘使冯国璋率第二军为策应,海军统制萨镇冰督率巡洋、长江两舰队急调武汉,企图“定乱”于俄顷之际。但是,革命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其他省份,清军大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之感;尤为严峻的是,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一镇接着一镇地倒向革命。在已编练成军的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另有未成协的4个标中,竟有7个镇、10个混成协和3个标相继反正和解散、败散,而手中仅存的北洋六镇又不能真正控制住。正如荫昌所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踢呀?”堂堂的陆军大臣竟然抱怨一个人马也没有,岂非咄咄怪事哉?原来,北洋六镇的将领们多是袁世凯的心腹,袁世凯虽然去职,但其影响仍在,别人指挥不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摄政王载沣被迫重新起用待价而沽的军界铁腕袁世凯,希望能借他的声望扑灭这股熊熊燃烧的革命之火。

当时,清王朝大势已去,但形势发展方向仍很难预料。面对南北对峙的局面,由谁来出头收拾呢?是将革命向前推进,迅速结束清王朝已经腐烂到根的统治?还是尽快地将南方的革命烈火扑灭,恢复原来的政治气象?清政府、南方革命政权中的重要人物都多少做了一点尝试,但都很难成功。环顾海内,此时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收拾时局的最佳人选。

辛亥革命为袁世凯重新翻盘提供了机会。没有辛亥革命,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很可能会终老于林泉。但如果没有袁世凯对清政府的背叛与夺取政权的野心,辛亥革命的前途似乎也很难料定。

此时的袁世凯重兵在握,他一手培植和始终暗中控制的北洋军队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清政府的依靠力量,而南方政权军队又大多是临时组织而未加训练的新兵,战斗力相对不强。可以这样说,当时只有袁世凯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他也因此成为南北双方争相利用的抢手货。南方许其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促其早日“反正”,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清廷则不得不屡次为其加官晋爵,以致使自己的命运完全捏在了袁的手中,为其彻底出卖自己创造了最为充分的条件。这个千载难逢,或者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遇”出现在袁世凯的面前,何去何从任由选择。

袁世凯的打算

拥兵自重,并不等于处理任何事情时都能游刃有余。能使自己成为南北方争相拉拢的人物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为此,袁世凯为了达到目的,还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

清王朝把命运托付给袁世凯,希望依靠这位北洋新军的头面人物,能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那样,把起义镇压下去,但这种打算未免过于天真。如果说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之前,袁世凯还能听命于清廷的话,现在,能将袁世凯与清廷联系起来的因素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只不过袁世凯作为清朝的一个老臣,面对清朝统治者的“孤儿寡母”,不好撕破脸皮自己起来推翻清王朝罢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为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当时的袁世凯虽在河南一个小小的乡村养病,但几年的宦海生涯和他的老练精干,使他对当时的政局洞若观火。

武昌起义的次日,适逢袁世凯的生日,他的党羽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咸集洹上村,为袁祝寿。正当寿宴觥筹交错之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举座皆惊。袁世凯意识到“此乱非洪杨可比”,决心应时而出,待机行事。但问题极为复杂,不定系数很大。袁世凯心中有底,并不等于要立即表态。当时,倪嗣冲、段芝贵劝袁乘机而起,称王称帝,黄袍加身。其亲信幕僚张一麟也说乘此“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之际,登基称王。袁克定也赞同此举。袁世凯毕竟成熟老练,眼光要远大一些,从他以前主动与孙中山、黄兴联系,反清之意,早已流露,但问题太大,他反复思忖,认为此招风险太大,时机尚不成熟。他认为:(1)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诟病;(2)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抚巡)均具有相当势力;(3)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4)北洋军力未达到长江以南,即使称帝,亦是半壁江山,南方尚须用兵;(5)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说,由于上述五方面的考虑,袁世凯没有急于称帝,而倾向“表面维持清室”,等待形势发展,再行计较。

袁世凯确有勃勃野心,也很有谋略和手腕,但他的成功,并非像后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更不像许多史家所说的是从孙中山那里窃来的革命果实。

他对自己的清朝主子忠心不足,异心有加。武昌起义爆发,冯国璋随同荫昌南下路过彰德拜见袁,袁吩咐他不必急于作战进军,而应“慢慢走,等等看”。

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他并不马上答应,反而提出六项要求,分别取悦于立宪人物、革命党、南方旧官僚,更主要的是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力。

清廷于10月27日又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答应了他的部分条件,他仍不出山。

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0月30日,清廷答应了袁世凯的全部条件,袁世凯总算答应出山南下了。出山后,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既要利用革命政权,也要利用清政府,最后把权势集中到自己手中。这就是其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所透露的:“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但要达到这个目的也不容易,分寸并不太好把握。如果很快就把革命党镇压下去,清廷还是有力量铲除他的,也许就像武昌起义没有发生过一样;过早地结束清政权,不要说从南方政权那里捞不到什么好处,或许革命党人还要把他当成新的革命对象。因此,在没有确实弄清两方面意图、没有掌握全局主动权之前,袁世凯做了一系列尝试。最突出的就是武汉战争。

11月1日,袁南下督师当日,冯国璋攻占了汉口。袁世凯立即命令停止前进,派自己的亲信分别试探黎元洪和黄兴的态度,想以此触动革命党人开出价码。在武汉军政府拒绝了袁的君主立宪主张后,袁看到还需要进一步威胁革命党,便命令冯国璋于11月27日攻占了汉阳,威胁武昌。此时,黄兴出走,黎元洪避而不出。在占领武昌指日可待的情况下,袁世凯又“手下留情”了,再次提出议和。这时,西方列强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一出由列强导演、袁世凯出面、立宪派推波助澜的“南北议和”的“文明戏”就此开场。

同样,在北方,对袁来说,宗社党和北洋军中的革命党同样可怕,同样使他有腹背受敌的感觉,同样牵制他使他不敢四面出击,北南并举。袁世凯应付这种内外交围局面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十分贴切:“诸君知拔木之有术乎?专用猛力,木不可拔。即拔,木必折断。唯用左右摇撼之一法,摇撼不已,待至根土松动,不必专用大力,一拔即起。况清室有类几百年大树,岂易拔者!”袁世凯一定认为,清政府是否立宪或者退位,只能视他个人政治上的需要而定,而不能由革命党、立宪派或是宗社党人来决定。他必须以北方唯一真正的实力派自居,这是他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左右政局发展的根本条件。如果听任异己力量(无论是革命或是保皇)在北方滋长壮大,他就有被逐出政治舞台的危险。时势迫使他采取的方略只能是“先北后南,远交近攻”,即先倾全力扑灭北方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以杜塞宗社党责备他畏葸不前的攻讦,向舆论界表明他对清室的“忠诚”,洗刷他那“活曹操”的恶名;同时,佯装一团和气坐下来与南方革命党和立宪派谈判,将敌对势力尽可能化为和亲势力,再以此为资本向清室邀功,进而以“逼宫”的手段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政治目的。

终于得到天下

在战略方针已经决定的情况下,袁世凯开始出山收拾时局。其实,袁之志在得天下,不出,名不正难争权势,难以组织袁氏战线,遑论争天下呢?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决意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

第一步,袁世凯利用当时清王朝处在四面楚歌的形势,首先夺取湖北前线的军政大权。他迫使清廷接连下了四道上谕:(1)调荫昌“回京供职”;(2)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即此次所派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处、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3)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4)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同时,他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名义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先奏派王士珍督办湖北军务,令他添募新兵12500名,编为湖北巡防营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巩固北洋军的后路。继而奏派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令其在豫东一带招募数营,进占皖北颍州,保证北洋军侧翼的安全。接着,在湖北孝感以北之花园设立司令部,以陆锦为参谋长,段祺瑞等主管司令部的各项工作。这样,湖北前线的军权便完全转移到了袁党的手中。

第二步,稳住直隶,控制北京。袁世凯的意图不是单纯地对付湖北的起义军,而是要趁机攫权,为此,他采取了下列措施:

(1)密令北京的心腹梁士诒等“着手为政治运动”。他指出“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少川预为布置”。随之,梁士诒、唐绍仪、徐世昌、赵秉钧、杨士琦、袁克定、杨度等人在北京开始为袁世凯攫取更大的权力,紧张地进行着幕后活动。

(2)派赵秉钧入京勾通奕劻,调姜桂题所部毅军进驻北京城内,把守九门要冲。由梁士诒与赵秉钧合谋,借助毅军的势力,由赵秉钧代满人桂春署民政大臣,强制遣散旗籍巡警而以汉人代之,从而控制了北京的局势。

(3)面对京畿附近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的“反叛”现象,派部下周符麟潜赴石家庄刺杀吴禄贞,以李纯继为第六镇统制;通过徐世昌授意心腹潘矩楹逼迫张绍曾离开第二十镇,由潘代理第二十镇统制,从而又把京畿军权重新控制到自己的手中。与此同时,袁世凯又命令曹锟、王怀庆率部镇压了通州革命党人的起义。至此,直隶清军中的革命力量均为袁所镇压与化解,袁的后方得以巩固稳定。

第三步,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把清政府的权力完全控制到自己手中。袁世凯出山当天,汉口即被攻下,载沣在自己控制局势发展无望的情况下,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梁士诒、唐绍仪、段祺瑞、张锡銮、赵秉钧合力斡旋、分途布置下,袁世凯入京就职。袁世凯组阁,立即把自己的党羽和朋友充入内阁,如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度支大臣严修,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学部副大臣杨度,邮传部大臣唐绍仪(先后由杨士琦、梁士诒署理)等都是明证。为了掌握中央军权,他组阁后,首先罢免军谘处大臣载涛和毓朗,而由自己的朋友荫昌与徐世昌接替。其次,迫使载沣交出“监国摄政王”的大印,退回藩邸。同时,调冯国璋入京,接任禁卫军总统。不久,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而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这样,袁就接收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玩弄皇太后与幼皇上“孤儿寡母”于股掌之上。

第四步,主宰南北谈判,取得国家最高权力。袁世凯在取得责任内阁总理大臣之位,完成了攫取清政府大权之后,便开始了他的第四步骤,即夺取最高权力。他的策略是在依靠人心所归和雄厚的军事地位的基础上,拉拢立宪派和列强做其帮手,以倡言君主立宪向革命党施加压力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反过来,又以革命党要求共和逼迫清室逊位。“以北方兵力威胁南方,又以南方民气恫吓北庭”。

第一手,向南方军伸出橄榄枝,先后派自己的部下蔡廷干、刘承恩、唐绍仪、杨士琦到汉口和上海分别与南军和谈,以摸清南军意图,威胁利诱,迫其就范。

第二手,派遣心腹阮忠枢通告各地自己的党羽:“目前要义,当在保持地方秩序,固结军人团体,联合各界感情,增长北方实力,最为当务之急。”巩固北洋团体,推向新的权力高峰,这是袁世凯及其党羽朝夕盼望的大事。12月,袁命令曹锟、卢永祥率第三镇进占山西,从革命党手中夺回娘子关、太原,委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命令齐耀琳为河南巡抚,镇压当地革命党。授意亲家山东巡抚孙宝琦取消独立,并令第五镇镇压当地革命力量。倪嗣冲、赵倜、周符麟则分别向皖北、陕西进军,做出遏制革命军的架势。派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严密控制直隶。密派段芝贵、张锡銮前赴东北三省,说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拥袁共和。袁的这一手意在万一革命党人不履行诺言,不屈服自己,他就可以自行组织政府,与南方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