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袁世凯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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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3)

庚子以降,北洋与岑、瞿两大派别便互相攻讦,渐成水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奕劻、袁世凯借西征军费报销陷害岑春煊案(1904年);御史蒋式惺揭露奕劻存巨款于汇丰银行案(1904年);岑春煊揭发粤海吴道、周荣曜贪污并贿赂奕劻案(1904年);御史张元奇弹劾奕劻次子挟妓宴饮于市案(1905年);瞿鸿禨借印花税攻击袁世凯案(1905年)。瞿、岑在巧设机关之时,绝不会忘记他们与庆、袁之间的清浊之别,因此他们抓住特色,以之为突破口,把矛头直接指向庆、袁的贪污腐败,想借此获得朝野人士的支持,以达到推翻袁氏集团的目的。早在清廷谕令几省督抚派员入京参议官制改革时,岑春煊就趁机将亲信于式枚派进京,向瞿鸿禨递交了岑处的密电号码本,使岑、瞿之间联系更加密切。二人相约“团结以攻本初”。其后瞿鸿禨又使汪康年在京办《京报》,京报成立未久,即以伉直敢言,撄政府要人之怒。岑还自武汉“迎折北上”,面见太后,参劾奕劻,说什么“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观察,奏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不久,段芝贵行贿奕劻及贝子载振购歌妓杨翠喜一案败露,在瞿鸿禨的支持下,御史赵启霖、赵炳麟、江春霖纷纷上书弹劾奕劻、载振父子“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瞿、岑在参劾奕劻、袁世凯一党腐败的同时,又大力提拔立宪党人,“瞿、岑戊戌前,皆尝与康有为、梁启超款曲”。而且瞿鸿禨“于辛丑间犹力举康、梁,并请解党禁”。在政潮中,瞿、岑之用心在于拔除庆、袁一党,以立宪党人为奥援,廓清政治。1907年夏,岑春煊抵达北京后,多次向两宫举荐郑孝胥等立宪党人。岑、瞿与立宪党人的这种关系自然给庆、袁一党的反击制造了口实,影响了他们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形象。在与立宪党人的往还中,岑、瞿集团是冒了风险、付出了代价的。

就当时的客观局势来看,瞿、岑手中的王牌仅仅是清望与几个只会摇笔动舌的御史,而庆、袁则阵营庞大,势力雄壮,斗争胜负大可不战而明。瞿、岑阵营的猛烈攻势,加之京津各报的大肆渲染,虽然使庆、袁阵营一度顿陷困境。然而,奕劻毕竟是朝廷亲贵,且为政多年,树大根深,加之袁世凯手下人才济济,于是采取内外下手,“联合防堵”:内有世续、徐世昌、成勋“出力”,使“上怒,乃解”;外有在津袁党弥合缝隙,遂使瞿、岑一无所获。

2.庆、袁一党抓住慈禧太后仇视戊戌维新党人的心理,以瞿、岑暗通康、梁加以反击,致使清流派败北。

戊戌年间,康、梁拥光绪变法,事后又有二人欲发动政变围园捕后之传言,对此慈禧痛恨不已。庆、袁知慈禧心理,故5月28日奕劻上朝独对时,便指出瞿、岑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让慈禧还政给光绪。奕劻并将岑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三份奏章拿出,同时把瞿鸿禨与汪康年的关系及汪与康、梁的关系一摆,终于使慈禧对岑春煊心生芥蒂。接着,端方又授意蔡乃煌在上海的照相馆里伪造了岑与康、梁的合影,作为攻击瞿、岑的证据。最后,袁世凯的智囊杨士琦运动御史恽毓鼎奏章弹劾岑春煊,这个奏章就成为了压死岑春煊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本自立宪后,国力大增,致使中国甲午惨败。甲午之后,中国一批批革命者、立宪派都一心向日本学习,日本也借此不断干涉中国政局,使慈禧太后心怀疑惧。在慈禧看来,岑春煊既然与康、梁有往来,那么他与日本有联系也是可能的。更兼7月20日发生的日本强迫朝鲜国王退位事件,更使慈禧有所顾忌,于是扳倒瞿、岑,致使庆、袁之阴谋得逞。

要知道,对近代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列强的支持与否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慈禧太后最害怕也是最忌讳的,便是臣子们擅自“阴结外援”。恽毓鼎把各种关系联缀一线的点拨,大大提醒了慈禧太后,其高明之处在于大力渲染了康、梁的国际背景,大肆铺排了瞿、岑与康、梁立宪党人的关系,瞿鸿禨因此而下台,岑春煊自然也难逃厄运。不仅如此,岑春煊的飞扬跋扈、不听任命、闪电式的频繁出击,把政局搅得沸沸扬扬;瞿鸿禨的暗结私党,“授意言官,暗通报馆”,把慈禧太后关于打算开奕劻出军机的消息泄露出去,所有这些,都让慈禧大为不快。袁世凯跋扈固然要加以抑制,岑、瞿一党的发展也不能不有所提防。精于驭臣之术的慈禧太后对此了然于胸。况且,袁世凯实力庞大还要借用,打打拉拉还不是官场上常有的事情。

瞿、岑所以失败,原因主要在于:

1.他们不自量力,不知道慈禧太后的心意,妄图推翻庆亲王奕劻。他们位居宰辅、封疆,也是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却不明白一个简单的常识:有清一代,朝廷倚重与信赖的并不是他们所标榜自己是所谓忠诚的汉臣,满洲亲贵才是清廷信任与依赖的对象。奕劻是慈禧太后继荣禄之后选定的扛鼎人物,岂是他们那么容易推翻得了的。

2.政治斗争的胜负是建立在双方的实力地位基础之上的。袁世凯集团实力强大、阵容齐整,正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与借重,双方力量悬殊,不可同日而语。

3.瞿、岑狂妄自大,不知收敛,在慈禧太后面前表现得过于急迫、过于跋扈。

4.慈禧太后所以支持瞿、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需要一个对立派来抑制庆、袁,维持朝局的平衡。但是,在饱经风尘之后,已经厌倦朝局再有大的变动的慈禧太后,并不想扳倒庆、袁,重新刷新朝局,伤筋动骨地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班底。

政地沧桑,政潮翻动,波谲云诡,疏忽转换。慈禧原想借瞿、岑以抑制袁氏集团,结果却反中袁世凯之计,搞了个完全颠倒。表面上看来,袁世凯是这次政潮的胜利者,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重大好处,相反,慈禧对袁世凯的疑虑非但没有打消,反而有所加深。她一方面需要继续借重袁世凯的实力,另一方面,则开始扶持别的新贵和老臣势力与袁世凯对抗。慈禧在预备立宪中的基本政策是裁抑袁党,加大重用满人的力度。早在官制改革中,她就打破了以前满汉官员平列的旧例,并开去了袁世凯的八项兼差。政潮中又调瞿之亲信林绍年入值军机,与袁相抗。瞿氏开缺后,她又使载沣入军机,以抗衡和准备取代奕劻,同时还重用世续、载泽、善耆等亲贵。1907年夏,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分别就任民政部和度支部尚书,以致满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不得一席地以自暖”。

罢黜瞿鸿禨不过两月,慈禧又调袁世凯、张之洞一同入驻军机大臣。袁、张二人此前分别任直隶总督和湖广总督,不但握有一方的军、政、财大权,且能办理相当一部分的对外交涉,他们虽在朝外却可遥控中央。慈禧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二人调入军机,目的是削弱地方实力派,先拔去督抚中的两大柱石,然后渐次削减各督抚的实权,并使袁、张二人互相钳制,使之更易驾驭。“然曲江(张之洞)岂雪公(袁世凯)之敌哉?”

袁世凯内调之后,实际上并非如常人所说有多大的损失。因为直督的继任者杨士骧是他的心腹,北洋军人虽名义上归陆军部统辖,但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他的老部下,非他不能调遣。同时,他的亲信徐世昌、唐绍仪、朱家宝等把持着东三省,王士珍担任着陆军部右侍郎。其他如赵秉钧、杨士琦、吴重熹、梁敦彦、梁士诒、严修、陈璧、那桐等袁党都跻身于中央各部尚书、侍郎之列,他的亲家端方、周馥、孙宝琦、陈启泰等都位列督抚,这些人仍和他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关系。袁调中枢,并没有使北洋集团的实际利益受到多大损害,相反,他还可以坐镇中枢,更好地调护北洋集团的势力。当时的军机大臣中,载沣素无政见;鹿传麟年老志衰;世续是袁世凯的把兄弟;张之洞自为新派,处境与袁相近,并不与他作对;奕劻向来于事无可无不可,且极力维护他;慈禧太后每有咨询,总是单独召见他,而他由于朝中左右多有耳目,能及时了解极峰的动静,提出的建议又能迎合慈禧太后的心意。所以,袁世凯不但实力没有多大受损,而且又入驻了中央。枢垣各政,多系袁世凯支持,北洋集团在朝野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并且进而有所扩展。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及世凯入,交欢奕劻,而与载振结盟为兄弟,阳以礼貌尊事之洞,推为老辈。凡朝廷不甚经意视为迂阔可缓之事,如崇祀三先生、改行金币等案,悉让之洞主政。而各省疆吏各部要臣尽安置私人,内外连为一气。太后年老多病,方以后事为忧,日渐废弛,外情亦不能尽达也。”瞿鸿禨之子瞿宣颖说:袁世凯“既入枢垣,尽以私人布满朝列内外,玩亲贵于股掌,移国之谋,基于此焉”。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洹上渔翁不寂寞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袁世凯在洹上度过了他遭遣回籍后的第一个生日,时年虚龄51岁。去年生日,袁世凯在北京正红得发紫,50岁大寿办得盛况空前、极尽风光。今年此刻,今非昔比,袁世凯本不想张扬,只打算悄无声息地过去。但是,写贺信与前来祝寿的文武官员仍然络绎不绝。仅袁世凯复信致谢者就有30人之多。他们有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西巡抚冯汝骙、山东按察使胡建枢、学部侍郎严修;北洋袍泽张勋、段祺瑞、刘冠雄、王英楷、蔡廷干等人;直隶省官员言敦源、齐耀琳、蔡绍基、冯汝桓等人;驻外使节张荫棠;河南卫辉府、汝宁府等地的父母官;等等。寿诞之日,张勋等北洋军人前来又行祝贺之礼。一个赋闲在家的罪臣竟有如此大的威力,这在清代的历史上还真不多见。

从1908年年底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到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在彰德蛰伏、韬光养晦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袁世凯的声望不仅没衰,反而形象更加高大,成为中外各方面政治力量争相关注的对象。各种新闻媒体报道他的消息不绝于耳。据《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一书中统计,仅天津的《大公报》与奉天的《盛京时报》两家报纸的报道,有关袁世凯的消息就达106条之多,其中涉及呼吁他“出山”的消息就有64条之多。在呼吁袁世凯出山的人物中,在中央有皇族载涛、枢臣奕劻、那桐、徐世昌、陆传霖、陆润庠等人;在地方有封疆大吏锡良、赵尔巽、李经羲、陈夔龙、张人骏、孙宝琦、朱家宝、冯汝骙、陈昭常、宝棻、增韫、何彦昇、端方等人;有立宪派领袖张謇,北洋将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另外,还有未指名的“某阁老”、“诸大老”、“某有力者”等。一句话,凡是有资格上言的重量级人物,无不在为袁世凯重返政坛做努力,他们在请求清廷给袁世凯一个效忠的机会,让他为时局尽一份力。但是,袁世凯的复出与否,取决于清廷。确切地说,是取决于监国摄政王载沣的态度。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载沣是不会起用这个令他寝食不安的军界强人的。事实是,至武昌起义发生、大局糜烂前,载沣始终没有明确透露出让袁世凯复出的意思。清廷不召,袁世凯自不会去主动请缨。况且,面对清王朝危机四伏的现状,聪明如袁世凯者也绝不会在时机不成熟时贸然而出。因此,面对四面八方各种身份的人士让他出山的呼声,袁世凯以矜持的拒绝表现出一副“不复做出山之想矣”的姿态。袁世凯知道载沣对他还不放心,因此大布疑阵,整日赏花吟诗,纵情于洹上的山水之间。他特意让人为他拍了一幅“渔翁垂钓图”,发表在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上,以此表明他优游林下,无心世事。实际上,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局势的变化,等待与捕捉复出的最佳时机。

机会终于降临

在清末时局日益败坏、人心日躁的情况下,1911年,盛宣怀提出的“铁路国有”口号,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政府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士绅的粤汉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政府出卖给外国人,是民间士绅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1911年,摄政王载沣听了盛宣怀的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民众手中重新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加以控制。清政府的这种卖国行为,怎能让老百姓甘心?

于是,在湘、鄂、川、粤四省掀起了“保路风潮”。股东、议员、学生以及一般人士,纷纷请愿、开会、组织团体、罢课、罢市,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风起云涌。

在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的高潮中,武昌革命党人起来响应,并引起全国反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立马显露出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他们举起了革命的义旗,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省相继响应,清王朝的统治立马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