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袁世凯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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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袁氏一生不爱财(2)

我来到天津,住在总督衙门,有时也住在海关道衙门。在总督衙门与于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编书局总办的车马费,全都由淮军银钱所送来。后来一想淮军裁撤已久,怎么还有银钱所的名目?当时只将车马费照收,不便详问。后来于徐颂阁师的宴席上见到王文韶,谈起李文忠(李鸿章,文忠是其谥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举出事例说:“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册交代,有‘淮军钱银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当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后来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后,由荣仲华(荣禄,仲华是其字)而至袁慰亭(袁世凯,慰亭是其字),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阔,是受李文忠之荫也。”我于是恍然大悟淮军银钱所送车马费的缘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洁,(身)当甲午(兵败)乙未(马关签约)的诽谤,而文忠不发一言(辩解),其度量也非同寻常啊。

所谓“截旷”、“扣建”均为清代军队中的专门术语,军队发生缺额,需要募兵替补,称为“顶名吃粮”,但顶补的日期不相衔接,差额日期的军饷须逐日扣除,这部分扣下来的军饷就被称为“截旷”;清代通行阴历,士兵月饷以30天计算,遇到小月(只有29天)须扣减一天,小月又称“小建”,故因小月扣减下来的军饷就称为“扣建”。李鸿章任职北洋多年,积少成多,遂有了淮军银钱所这八百多万两的积累赢余。李氏本可以按当时官场对待陋规的惯常做法,把这笔灰色收入装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为公款列支,并将其全数移交给后任,难怪王文韶自叹不如,要称赞李鸿章“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了。北洋淮军银钱所这笔钱作为固定存款,利息应相当可观,以五厘的低息计算,每年也有40万两的收入。

另一笔意外之财,则是接收列强占领天津期间所经手的海关及杂税银两,数目也很可观。

9月,李文忠病故,清政府调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而以王文勤继李文忠办理和约善后事宜。10月,袁到北京,由庆亲王奕劻致电行在(并与)王文勤会奏,派袁会同新升任山东巡抚的周馥,接收天津联军所组织的都统衙门。唐绍仪以天津海关道资格充当提调。地面接收之后,获得都统衙门所积存的关税及杂税银500余万两,因此袁得以大肆挥霍。那一年,京师及行在各位官员,均得到袁、唐所赠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颂扬之声载道。12月,袁于正定府办理沿途行宫,供张侈丽,直到北京,都是因为有了这笔钱手头阔绰的缘故。

所谓“炭敬”,即今天机关单位逢年节所发的红包一类的东西,在前清时,则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属,送给要好或用得着的京官和上司,借以送人情、拉关系的手段。时逢庚子乱后,京官大都宦囊羞涩,拮据不堪,袁世凯的这笔炭敬起到了雪里送炭的作用,最能见情。联系到他在山东时带头捐资数千,为奉召前往行在(皇帝和太后驻跸之处——西安)的京官们提供川资的事情,充分表现出袁世凯圆熟的手段和练达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钱,花在公家的人身上,争取在京城有一个好口碑和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以减少、化解来自京城的阻力,对于他在地方放手推行新政无疑是有利的。对于慈禧太后及庆亲王奕劻这类亲贵,投其所好就可以了。

笼络部下与结交朋友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了句大实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翻览几千年历史,触目惊心的事实可不赤裸裸就是这样吗?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从上到下争权夺利的历史。孔夫子强调名。但一个人如果一旦有了名,其利不也就滚滚而来了吗?民以食为天,连老百姓都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挂在嘴边之上,那些满口讲铜臭话的人又能有几个是在倾吐他们的心里话呢?

袁世凯长期身处下层,懂得前来投奔他的人的真正需要,善于用金钱和地位笼络部属。对阮忠枢的金钱笼络就是典型的一例。

早在小站练兵时,有一天,阮忠枢对袁世凯讲,他在天津某妓院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小玉的妓女,两人感情甚好,想纳小玉为妾。袁世凯听后立即严厉驳斥,说这有碍军誉,干不得。阮忠枢只好作罢。过了不久,袁世凯说到天津办点公事,邀阮忠枢一同前往。下车后,阮随袁进入一个院中,看到屋子里铺设华丽,堂上红烛高烧,摆着丰盛的酒席。及至进入里屋,便见一个丫鬟一面喊着“新姑爷到啦”,一面扶出一个打扮俏丽的新娘。阮忠枢一时不知所以然,当新娘来到面前并发现她就是小玉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袁世凯得知阮的心思后,不动声色,秘密派人将小玉赎出,并为阮忠枢在天津置办了一份家产。等把事情办妥了,他便引阮忠枢一同前来。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更加死心塌地,一直到袁世凯身死,他都对袁忠贞不贰。

1907年,袁世凯被调升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当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新调任进京的官员照例要逐一拜会京都的老资格官员,袁世凯自然深谙此道。一天,他来到一满族官员增崇(字寿臣)家拜访,增崇叫出自己的儿子察存耆见客。察存耆当时还是个孩子,他回忆自己见袁世凯的情形如下:

一进门,我走了几步,随即向前抢行到袁世凯跟前,认认真真地给袁世凯请了个安,叫一声“大爷”(“大爷”也是旗人中称呼比较亲近的人的敬语,对汉员则应当称“老伯”、“太世叔”等)。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似的离了他的客位,也照样抢前几步,对我还安如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他这样的举动,大出我意料之外。当时我父亲忙说:“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气了。”袁世凯紧紧拉着我的双手,连声说:“老弟好!老弟好!”半侧着脸用炯炯的目光看着我,同时又半侧着脸看着我父亲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又回过头对我父亲说:“让我们先谈一谈。”我父亲当然便不再言语。原来那时的习俗,尤其在官场里,若要同人家子侄说话,并不直接问本人,而要先向其长辈说明,再由其长辈命其好好回禀,然后才由其本人恭恭敬敬地一一作答。这时袁世凯便问我:“经书都读过了吧?”我说:“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袁世凯说:“读经是要慢慢地读的,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给送过来。”我当时想,我们旗人太不讲究读书,不可叫他小看了,我要显显我的志气,也给我父亲听一听,就回答说:“为将来考学堂,目前正预备学堂的各门功课。现用的教科书,只是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几种,似是有点不足。”袁世凯说:“好,好。明天我就给送过来。”他一面说一面看着我父亲,很郑重地对我父亲说:“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于是我父亲对我说:“你回书房去吧。”我便退了出来。

我一面走一面想,袁世凯张口老弟,闭口老弟,给我还安。这可一点也不像我所见过的那些汉员如王文韶(大学士)、鹿传霖(尚书)那样的神气。我见王文韶时,给他一揖到地,他连座位都不离,手里的水烟袋也未放下,只是半起半坐,歪歪扭扭地拱一下手就算还礼,我对王文韶那种倚老卖老的傲慢神气很不高兴。我对老师陈述了方才见袁世凯的情况,老师是旗人,听了之后也连声说:“瞧瞧人家,这才是真正干才。要是多有几个袁世凯,中国何愁不强!”老师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可是外边都说袁世凯居心叵测,也许和曹操一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也真说不定啊。”

第三天中午,我刚下早学,就看见门房的院子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门房的人对我说:“袁大人差片给少爷送书。”我一看那张大红名帖上的“袁世凯”三个字上,又加了墨笔写的“世愚弟”三个小字。打开书箱一看,其中有天文、地理、经济、政治、音乐、教育,以及兵法、军事、哲学、法律、国际公法、伦理等各种东、西洋学说的译本,还有多种教科书,真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而且都是京师大学堂所编辑,直隶或湖北官书局出版的。

孝敬老佛爷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常言道,落毛的凤凰不如鸡,慈禧一路上尝尽了人间冷暖。袁世凯抓住这个机会,在主上落难之时,表现得忠心耿耿。就在慈禧还在西行的路途中,袁世凯就派兵急行千里,给慈禧送去了白银10万两。

慈禧到了西安,费用匮乏,令各省解款接济经费,各省也正因战争财尽民困,又对慈禧今后的前途估摸不透,因此拖延观望,唯独袁世凯照单全收,尽力照办。

袁世凯上奏折说:“伏念山西素号瘠薄之区,资用匮乏。……无论东省库款如何支绌,必须设法筹解,以备饷糈。现于藩、运各库中,先行凑集银10万两……星夜趱程前往。”并把截存安徽运解北京的饷银11.6万两、江苏的5.05万两一起送去。最后,他还表示要随时赶筹巨款,源源接济。

同时,袁世凯还通电各省,要求迅速汇解京饷接济銮驾。

慈禧命赶送一批军火到西安以资护卫,袁世凯立即送去一大批军火。

另外,袁世凯还和张之洞、刘坤一共同拿出2.5万两银子,接济留在北京和两宫西狩的随从官员,博取了他们的好感。

议和以后,在两宫即将回銮之际,袁世凯派所部姜桂题率马步炮队到京畿一带平定地方,在保定花费巨资修建行宫,准备迎接慈禧回京。

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袁世凯迟迟不派兵进京勤王,慈禧对他心怀怨恨。但是现在见袁世凯如此忠心,渐渐开始信任他了,慈禧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此次西行,发现了两位忠臣,—是千里护卫的岑春煊,一是千里送银的袁世凯。由于袁世凯尽心竭力为落难的两宫一行提供金钱和物资,慈禧很快就不再追究袁世凯阳奉阴违、敷衍出兵勤王抗旨不遵的行为,而且对他委以重任。

1901年,慈禧太后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固然是因为袁世凯手里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可资重建京畿防卫体系,但是和袁世凯得到慈禧的欢心与信任也不无关系。

1901年12月,两宫和随行的官员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进入直隶省境内。袁世凯知道慈禧喜欢排场,花了一番心思把保定行宫收拾得富丽堂皇。他精心布置好恭迎大驾的准备工作,为了表示恭敬,袁世凯赶到省界恭候圣驾。袁世凯的这番殷勤没有白费,果然赢得慈禧的欢心,慈禧接连两天在顺德府、内邱县两次召见袁世凯。两宫驻跸保定的3天中,袁世凯小心翼翼地侍奉圣驾,然后又一路护送圣驾到北京。

袁世凯的“忠心”果然立见奇效,慈禧赏他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袁世凯对慈禧的圣眷感激涕零。他表示要“竭血诚,夙夜昆勉……以酬天恩于万一”。

慈禧回到北京后,见到的是残破不堪的紫禁城,慈禧本好奢华,当然不能住在这样的地方,于是她不顾兵祸之后,满目疮痍,立刻要大修宫室。袁世凯既然这么会办事,又是直隶总督,修缮宫殿自然也是他分内的事。

修缮宫殿本非难事,难就难在没钱。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紫禁城被破坏得很厉害,各种饰物、陈设或毁或被抢,如果要修缮如初,最少也得上百万两银子,但是户部也被洋人洗劫一空,战火之后的直隶一下子上哪拿出这么多钱呢?

袁世凯到底脑子活络,踌躇之后,他想出一计,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直隶大小官员们的手头还有不少钱,袁世凯打上了他们的主意。

于是,袁世凯召集藩、臬、司、道各级官员。他把意思向众人说了,希望向大家借钱修缮宫殿,日后陆续偿还。但是不料众人却推托无钱可借。

这也难怪,这些官员一来害怕自己苦心搜刮来的钱财有去无回,当时国库空虚,还要偿还《辛丑条约》的赔款,到时候总督说还不了,那么自己的积蓄岂不是打了水漂吗?二来就是真的借了,被御史知道一弹劾,弄不好乌纱帽都搞丢了。有了这些顾虑,官员们一个个都说没钱。既说是借,人家当然可以拒绝。

袁世凯见明借不成,就来个寻根究底。他暗地里派手下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员,找到北京、天津的几家大钱庄,伪称要存入一大笔公款,询问利息是多少。钱庄的伙计不知是计,如实说最多只能到8厘。此人就说别的钱庄里的利息还要多。

钱庄里的伙计为了能揽到这一大笔款子,一着急就拿出账簿,账簿上哪个官署、哪个官员的存款数额和利息罗列得一清二楚。伙计一边指一边说,以示利息已经很高了,这正是此人想要的。他一边看一边把存款数额巨大的官员的姓名、金额默记在心。用这个办法,几家大钱庄跑下来,袁世凯就掌握了官员们的存款数额。

袁世凯再次召集各级官员,把在钱庄了解到的情况说了说,接着说:“这些钱庄的掌柜真可恶,竟然冒用官员的名义骗人。我已经把这些冒用官员名字的存款借用了。”

袁世凯用这个办法巧妙地筹集了150万两白银,接着他又从军饷和用于救济战区的款项中拨出200多万两银子,终于有足够的资金修缮皇宫。

紫禁城一点点恢复原貌,袁世凯也因此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