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历史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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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洪流: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9)

义和团兴起后不久,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它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时,这个口号也反映了广大的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思想枷锁,更不可能在救亡运动中提出一个超越陈旧皇权主义的救国方案。另外,他们提出的灭洋口号,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却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各帝国主义加紧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1900年5月,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形势,遂决议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6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拼凑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掀起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天津义和团驻军自6月17日大沽失守后,即开始围攻租界,保卫天津;与此同时,八国联军也不断增兵天津,这时已达18万余人。在这危急时刻,清政府却任命四川提督宋庆镇压义和团,使城郊义和团实力大损,天津保卫战进入更艰苦的阶段。7月14日,天津沦陷。8月4日,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慈禧一面加紧求和,一面又调义和团去前线,使义和团与侵略军双方互相削弱。8月14日,北京失陷。

在京、津军民反帝斗争的鼓舞下,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迅猛发展。义和团的斗争风暴席卷了山东、山西、内蒙古、东北。其中东北义和团声势最大,一个月内使中东铁路几乎全被焚毁,俄国损失7100万卢布。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使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英国既害怕义和团的势力发展到它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又担心清军愈来愈倒向义和团。在美国等的支持下,东南各省的清朝督抚策划“东南互保”,制造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这既让帝国主义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军民的反抗,也严重地破坏了东南各省的反帝斗争。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一面实行军事殖民统治,一面以北京为基地,四出扩大侵略。八国联军还在京津地区烧杀劫掠,暴行累累。1900年12月24日,参加武装侵略的八国再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至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包括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内容。清政府向各国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保,40年内分年付清,再加上利息,本利共达98亿多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2000多万两,从此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均由帝国列强控制;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在这一区域内居住,各帝国则可以在此驻兵,从此,“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成了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大沽沿路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12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这样,侵略者可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辛丑条约》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洋人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工具。它表明,靠旧式的民族斗争方式,已难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已处于山雨欲来的危局,它呼唤着新的救亡运动和民族觉醒。

同盟会

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和壮大。1894年至1895年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清海陆军一败涂地,最后被迫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派30余年的“富强梦”被击得粉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救亡图存的呼号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以一系列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尽管在当时还显得势单力薄。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清朝军队节节败退,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这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认清了清朝统治者的反动和腐朽,认识到必须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可能挽救民族灭亡的命运。孙中山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20余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并立即筹募经费,准备回国发动起义。1895年春,孙中山回到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决心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经过半年准备,兴中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因消息走漏最后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

这一时期,兴中会的革命活动主要局限于海外和广东一隅,尚未在国内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鼓动,在广大群众中还未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更未波及政治生活。但是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人们反清情绪日增,革命的思想逐步取代改良主义而成为时代的主流。1900年10月,革命党人发动惠州起义,虽仍以失败告终,却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同5年前广州起义时,被视为乱臣贼子已有天壤之别。

1901年以后,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的新政举措,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这批人大多曾接受过西方教育,服膺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不少人创办了政治性刊物,大力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昏庸腐败的行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如章炳麟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著《革命军》一书,陈天华著《警世钟》和《猛回头》等作品。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许多革命小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黄兴组织了华兴会。1904年,湖北革命党人刘敬安、张难先在武昌设立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10月,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龚宝铨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并在东京设立分会。此外,江西、安徽、江苏、四川、福建等省也先后成立了一些革命小团体,为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05年,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力量分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于是倡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民主革命运动。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举孙中山为总理,设总部于东京,国内和海外共设9个支部。1905年10月,同盟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将16字革命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一面派人回国发展革命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一面广泛宣传革命,同改良思想进行斗争。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各自的报纸《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双方主要围绕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三个问题展开论战。通过论战,革命党人传播了革命主张,从而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革命党人又在国内发动一系列的武装斗争。1906年,爆发了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至8月,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1907年,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在皖浙发动起义。1908年,熊成基在安徽发动起义。1910年2月,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1911年4月27日,黄兴在广州组织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在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力量受到了挫伤,但振奋了人心,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甲午惨败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同腐朽的清政府展开了屡仆屡起、英勇壮烈的斗争,终于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推动着中国社会一步步演进。革命党人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辛亥革命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重要的大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个地区格外激烈。自1904年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以来,湖北革命党人便把发动新军参加革命作为其主要工作,至1911年初,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已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1/3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基础。

1911年4月,黄兴亲自率领革命志士200余人发动了黄花岗起义。6月,四川掀起保路运动,后发展为全川的武装暴动。这两件事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信心,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9月24日,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尧激、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

10月,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于6日发动起义,因准备不及而延期。10日,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遭到破坏,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在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在这个紧要关头,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发动了武装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然后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的学生约五营兵力齐集楚望台,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革命士兵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澂仓皇出逃,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由于直接组织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物在起义前,有的受伤,有的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因此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一批官僚政客和立宪派人物手中。11日,义军推举清朝高级军官、21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选举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主持有关工作。

武昌起义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和会党起义响应,广大群众也自发起来抗争,革命浪潮席卷全国。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取得胜利,建立了湖南军政府,巩固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后方。同日,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也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建立了陕西军政府。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也起来响应武昌起义,攻克湖口和马当,并成立九江军政分府,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1日,同盟会会员蔡公时往南昌发动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除此,山西、云南、上海、江苏、浙江、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的革命党人也纷纷发动起义,建立军政府。至11月9日,即武昌起义后一个月内,全国已有13个省和上海市以及一些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起义,清朝一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甚至在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区直隶,革命党人也策划了起义。

在各城市进行革命的同时,各地农村也掀起了反封建斗争的风暴。几乎全国各省都发生了规模不一的农民武装暴动或抗租斗争。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内蒙古革命党人组成革命军,响应武昌起义。1911年12月下旬,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了由哥老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参加的武装起义,1912年1月,起义军占领了伊犁,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宣布“五族共和”,成立了临时政府。

各省革命党人的积极响应和遍布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宣告清王朝末日的来临。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但由于各派政治力量都力争控制中央政府,围绕组建中央政府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各地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他是组建中央政府的最适当人选。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中央政府终于产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从而宣告了中华民国的诞生。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缔造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