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历史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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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洪流: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6)

在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南地区,清政府于1726年至1731年间,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即由朝廷直接派遣的流官代替原来由少数民族世袭的土司,从而削弱了土司的势力,消除了这些地区的割据状态,加强了统治。

1757年,南疆回部首领大、小和卓木煽动维吾尔族贵族发动叛乱。在各族人民的帮助下,清政府于1759年粉碎了这次叛乱活动,制定措施加强和巩固对天山南路的统治。1820年,大和卓木的孙子张格尔在英国侵略者的唆使下,率叛军窜入天山南路各城,要恢复对“回疆”的统治。1827年,清军在维吾尔族人民的支持下,收复叛军,并俘获了张格尔,收复了天山南路各城,恢复了祖国的统一。

经过一系列征战之后,清政府实现了国家的真正统一。清朝前期,我国的疆域西达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南面包括南沙群岛。当时,生活在统一的封建国家内部的民族成员有汉、满、蒙古、回、藏、维吾尔、壮、苗等50几个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加强了各族人民间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

康乾盛世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虽然国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政治形势渐趋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安定,已呈现出一派“国富物阜”的繁荣景象,因而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辉煌显赫的第四个黄金时代。

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康熙、乾隆对政权机构的某些坏节和职能作了相应调整。如为削弱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康熙将南书房变成起草、发布诏令之所。雍正即位后,对诸王的权势又作了进一步的限制,设立军机处,收回了他们的军权。剥夺了诸王干政的权力,也就集中权力,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又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把地方划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建立保甲制,增强对百姓的控制。对官员加强监督管理,规定对天下文武官员进行定期考察。对京官的考察叫“京察”,对外官的考察叫“大计”。三品以上的官员向皇帝自陈,四品以下的部院司员由吏部、都察院长官考核,大学士同察。清廷八旗兵分别驻守于京城及各省城镇要地,绿营兵配合驻防,二者穿插交错,形成军事控制网。康熙、雍正两朝还屡次增删律令,雍正五年公布了《大清律》。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有许多措施,加强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为发展社会经济,康乾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促进生产的措施。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下令停止圈地,还土于民,实行“更名田”,把一部分明代藩王所占据的田地还给原来的种田人,永为世业,又大力奖励垦荒。到康熙中期,已“无尺寸之荒芜”。还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统治者宣布以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征税,以后不再多征。到雍正时,把康熙五十一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从而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沿用几千年的人头税。康熙时,又逐步将匠银摊入田赋,废除了匠籍制度,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维护国家统一,康熙两次亲自率兵征讨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的领土。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部,乾隆又派兵平定了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巩固了清政府对天山北路的统治。1681年,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1683年收复了台湾。1757年,乾隆粉碎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1792年,又击败了在英国殖民者唆使下的尼泊尔封建主对西藏的侵略。至此,我国的疆域基本稳定下来,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南沙群岛,西至葱岭,东到外兴安岭、库页岛。全国内地除18个省外,还有直属中央的顺天府和东北的盛京地区,新疆,西藏,内、外蒙古等也都属清廷管辖,纳入版图,四周还有一些依附的属国。大清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国家,赫然屹立在东方大地。

康乾统治时期,文治武功,盛极一时,清王朝的发展到了最高峰。尤其在乾隆年间,社会经济达到清建立以来的顶峰。全国人口超过2亿,耕地面积达到741万余顷。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江南、湖北、四川的膏腴地区,一般可达亩产2~3石,某些高产地区,如湖广地区,多则每亩可收获五六石或六七石,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美称。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尤以丝织、棉纺织业最为突出。松江织布、湖州缫丝“衣被天下”,甚至行销到海外许多国家。全国大小城市和集镇也繁荣起来,出现了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目的、以雇佣劳动为主要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苏州、杭州、南京的丝织业,松江的织布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广东佛山镇的铸铁业,举世闻名。

康熙、雍正时期,清政府组织一批人力,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约1万卷,内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6篇。它是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从乾隆三十八年到乾隆四十七年,清政府又选派纪昀等160余人编辑《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各类又分许多子目录,共收书3461种、79309卷,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

1796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宣布退位。是年正月初五,乾隆在宁寿宫和皇极殿大摆筵席,举行“千叟宴”,庆祝自己60年来的“文治武功”。5900多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应邀参加,他们欢聚一堂,同饮殿庭,共颂皇恩。85岁高龄的乾隆神采焕发,精神抖擞,亲自到各席祝酒助兴,金杯玉碟、山珍海味。“千叟宴”上,一阵阵传来“太上皇万寿无疆”的齐呼声。这是康乾盛世的缩影。

鸦片战争

康乾盛极之时,已潜伏着末世的危机。康乾之后,清朝便开始衰败。嘉庆、道光年间,吏治日趋腐败,币滞粟贱,士民饥困。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政府的经济状况已陷入窘境,当时内有人民的反抗,外有殖民者的入侵,社会危机已十分严重。

国库亏空是财政危机最具体的表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清政府国库已亏银900万两。造成国库亏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巨额的军费开支。嘉庆年间每年常额军费为2000万两,约占其岁入的1/2。多次用兵,所耗战费更是惊人。嘉、道(鸦片战争前)两朝共耗战费38272万两。但清朝统治者不顾国乏民贫,仍然挥金如土。朝廷庆典不断,且穷奢极侈;又大兴土木,修建宫苑。修筑圆明园和热河的避暑山庄,耗资巨大。为应付庞大的开支,清政府只好巧立名目,向老百姓尽情搜刮,并卖官鬻爵,滥开捐纳之风,最终造成吏治败坏、民不聊生的局面。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政府内部皇权扩大,宠臣专擅,官吏颟顸无能,统治机构已完全腐朽。随着权力进一步集中,其恶果越来越明显,其一是由于佞幸专权,政治日趋腐败。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和珅,他在任20余年,包庇亲信,排除异己,贪渎放荡,擅权专断。特别是在乾隆晚年,他成为传达乾隆旨意的人,权势更炽,诸臣不得不曲意奉承,外省官员也奔走于其门。嘉庆即位后,他自恃拥戴有功,不把嘉庆放在眼里,才被除掉。道光时的穆彰阿也是一例,他植党营私,天下仕官多出穆门,“一时号曰穆党”。其二是一般官吏攀龙附凤,贪污攫利,根本不顾什么国计民生,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上自皇帝阁老,下至胥吏小役,几乎个个如此。和珅被除,搜出其家财折银达23389万两之多,等于嘉庆年间全国五年半的总收入。

八旗与绿营是清朝统治的两大军事支柱。然而鸦片战争前夕,八旗兵已成为一个寄生集团,绿营兵力衰微,已不堪用,武备严重废弛。入关前,八旗兵“出则为兵,入则为农”。入关后,八旗兵成为世袭的寄生集团。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鉴于八旗兵已腐败无力,不得不重用绿营兵。以后,就依靠60余万绿营兵支撑统治。但到嘉庆年间,克扣军饷,士兵无法生活,只好自谋生计,有混迹市肆、从商做工以糊口的,有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的。绿营兵已无斗志,与八旗兵无异,清政府不得不募民充勇。后来,士兵多吸食鸦片,清朝更无可用之兵。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封建社会矛盾激化,自嘉庆元年(1796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45年间,各族人民起义不断,此起彼伏。最突出的是,1796年到1806年的10年间,不仅有长达9年的川楚陕人民的起义,而且有坚持12年之久的湘黔的苗族人民的起义,1801年以后,还有云南傈僳族起义,直豫鲁人民起义,南疆维吾尔、布鲁族人民起义,湘粤桂的瑶族人民起义以及台湾的高山族人民起义。这些起义大都采取宗教的组织形式。起义者包括农民、手工业者、无业流民,甚至一些下属官员。起义地区从北京到直隶、山东、陕西、广东、台湾等15个省,几乎遍及了全国。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清政府镇压,却大大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力量,并暴露出清朝政府的统治危机。

1840年6月,悬挂着米字旗的40余艘英国船舰出现在中国海面,这支来自“日不落帝国”的舰队,因在中国倾销毒害人们的鸦片被抵制,欲图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

英国资产阶级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垂涎已久。还在1793年,英国就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到北京,要求派使臣驻北京,要求准许到宁波、舟山、天津等地进行贸易,且将舟山附近一岛和广州附近一地划给英人居住,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毁英商等缴出的鸦片237万斤。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政府借口“保护通商”,决定出兵侵略中国。经内阁会议讨论,于1840年4月正式通过了发动战争决议案。

战火先从广东沿海燃起,英国舰队先封锁珠江口,准备攻广州,由于林则徐早有准备,未能得逞,转攻厦门,又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击退。于是再移军北上,7月攻陷了定海,8月又北犯天津白河口,向清廷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道光帝派琦善与英议和,并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琦善抵达广州,一反林则徐所为,自动撤防,向英乞和。1841年2月,英人发兵攻陷虎门。为了获取更多的侵略权益,8月又进犯厦门,10月再次攻陷定海,并攻陷镇海、宁波,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同时还派兵船窜扰台湾。1842年6月,英军攻入长江口,吴淞、宝山、上海相继陷落,7月镇江失守,8月英国军舰抵达南京江面。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在大炮的胁迫与震撼下步履蹒跚地跨入了近代。不久,法国、俄国、美国等侵略者接踵而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不但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孱弱,而且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主持禁烟运动取得胜利并在战争中抗敌有功的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等,受到打击和排斥,被革职查办;而屈膝求和的投降派琦善、伊里布等人却被重用,取得了与英交涉的大权。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在“羁縻”政策宣告失败后,对英宣战。道光帝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万人开往广东。在战争中,曾因镇压白莲教起义有功而被封为果勇侯的杨芳,面对敌军猛烈的炮火,不是正视现实、思索对策,而是鄙视“夷炮”为邪教法术,命令地方保甲遍收民间妇女溺器为“厌胜具”,名之曰“以邪制邪”,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奕山则不懂军事,昏庸无能,其军队在英军炮舰的攻逼下一触即溃,乱成一团,最后只得高悬白旗,屈辱投降,签订《广州和约》。1841年8月,英军扩大侵略战争,再度进攻厦门,并北犯定海、宁波,窜扰台湾。清政府为挽回失败,起用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前往浙江,并从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集军队。但是奕经等人在行军途中,却置战事于不顾,携带亲朋故旧,一路游山玩水,勒索地方供应,到苏州后又屯兵不前,整天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最后弄得民怨沸腾,言官弹劾,奕经等才离开苏州。如此出师,如此对敌,其结局自然只能是丧师失地。道光帝本来就动摇不定,至此,作战勇气丧失殆尽,一意求降,不思再战了。天朝大国的落后在这次战争中也暴露无遗。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调动了10多万军队,先后有1名总督、2名提督、7名总兵、2名都统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场,而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英军的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远远优于清朝大炮。英人放炮可连声不断,而清军放一炮后,须转辗移时,才可再放。在激战中,清军的旧式火炮往往“火门透水,炮不得发”,并有炮身发烫炸裂的。

战争的结局是异常残酷的。虽然一些官兵和老百姓在战争中显示了中国人不甘屈服、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但是以落后、陈旧的大刀、长矛、土炮去抗击西方的坚船利炮,以满清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制度去和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号强国相抗衡,以保守防范的心态去对待西方强劲持久的冲击,注定了清朝政府失败的命运。《南京条约》及其后的《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领土的完整,司法权不再独立,海关自主权受到损害,外国商品通过香港和五个通商口岸逐步向沿海、内地渗透,不断冲击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迫使中国社会不得不发生变化。中国社会在深重的社会危机之外,更增添了日益急迫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转折点,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丧师失地,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严酷事实促使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醒悟。如魏源,在复仇雪耻的爱国之情的激励下,搜集资料,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对强国御侮的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但他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被大多数国人所理解,在炮声初息、惊魂甫定之后,绝大多数国人仍浑浑噩噩,而朝廷官员还是以天朝大国自居,对帝国主义毫无戒备。1856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4年后,中国又一次在外国的侵略面前不知所措,导致最终的失败,国家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