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民国那些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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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就这样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蔡元培的请求,同意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的职务。蒋梦麟初来乍到,凭什么才能在北大站得住脚?何况当初在他答应众人之劝代理北大之时,也并非所有教员都持欢迎态度的。在当时,门户之见、地域之见还是存在的。蒋梦麟对此倒是有心理准备的,头脑从未发过热、膨胀过。在全体学生欢迎大会结束后召开的教职员会上,蒋梦麟谦虚地说:“我只是蔡先生派来代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他这么一说,反对者也不便于再指责什么了。于是,在校评议会上通过了聘他做教授,担任总务长的决议。看起来蒋梦麟不惊不险地在北大被认可了,可棘手的事情还在后面。一方面被警厅拘押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没放出来,一方面国会中还有人在觊觎北大校长一职。面对校内外的纷扰,尤其是民国政府官僚政客与旧势力的干扰,蒋梦麟本着《诗经·邶风·雄雉》所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不去害人不贪吝,走到哪儿都得成”)之精神,在胡适、汤尔和、马叙伦等一班朋友的帮助下,四处奔波,向前奋斗,终于使所有在押学生得以无条件释放,暑期结束后,新学期顺利招得新生400名。蒋梦麟总算在北大初步站稳了脚跟。

暴风雨过去了,霁日重现,新的学期开始了。蔡元培在各方一再督促之下,于是年9月20日到校,蒋梦麟向恩师蔡元培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十年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半。凡蔡元培不在校,不论是他赴欧美考察,还是因政府腐败愤而辞职,总是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务。除了三次代行校长职务外,蒋梦麟长期以总务长的身份,将主要精力用在协助蔡元培进行北大的体制改革上,成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得力助手。在蔡元培的主导下,蒋梦麟与胡适、陈独秀等人通力合作,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北大是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这固然与蔡元培密不可分。然而,倘若没有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人,只怕北大在中国教育史上也要逊色不少。但对蔡元培与胡适这两位先生的办事水平,傅斯年曾批评说,真是不敢恭维。而认为自己的办事能力超过胡适,蒋梦麟的办事能力超过蔡元培。有一次傅斯年对胡适说:“论办事能力,你不如我,论学问,我不如你,我是你的一条狗;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但办事能力比蔡先生高明,蒋先生是蔡先生的一条狗。”以后,蒋梦麟也说自己是蔡先生的一条“狗”,“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蔡先生的一条狗。”只不过蒋梦麟是条“功狗”。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都认为蒋梦麟是北大自由派中最有办事能力的人。蔡元培也认可此说,在北大,学校的发展、部门的设置是请蒋梦麟君通盘计划的。

由于有傅斯年与蒋梦麟的这么一说一和,于是,蒋梦麟就落了个“功狗”校长之戏称。

说起“功狗”,这是有典故的。话说刘邦做了皇帝后,大封功臣,那些出身草莽、没有什么文化,却在刀光剑影中出生入死、提着脑袋南征北战,为刘邦打下若大江山的伙伴虽说个个封侯拜将,然而名列功臣第一的却是一个文人--在后方协助刘邦的萧何!这一下炸锅了,群情激奋。萧何凭什么名列功臣第一?刘邦对他手下这批开国武将说了一段颇有见地的话,他说:“猎狗只有追擒野兽的功能,而猎人却能指挥猎狗。你们只不过是擒杀野兽有功的猎狗(功狗),只有萧何才称得上是猎人(功人)。”这就是蒋梦麟讲的“功狗”一词的由来。

1930年12月,代校长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到校视察后,随即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北大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北大的职志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重建文、理、法三学院,实行学院制,各设院长一名。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改原评议会为校务会议,人员组成与职权同原评议会,必要时可延聘专家列席,所以,校务会实际上是教授会。原行政会议、教务会议仍旧保留,职权不变。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后,推行的仍是他当年协助蔡元培时制定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只不过突出了他那美国式的“十六字”管理方针和办事原则而已。

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除了管理就看师资队伍的质量了。蒋梦麟一面将流失的教授请回来,一面延揽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充实师资。他对文学院院长胡适以及理学院院长周炳琳、法学院院长刘树杞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蒋梦麟用人继承了蔡元培不拘一格的好传统,挑选教师只看学术上的贡献。如钱穆没有高学历,国学水平却很高,蒋梦麟毫不犹豫地将其请到北大当教授。犹如当年蔡元培延请梁漱溟。在蒋梦麟的诚挚待人下,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聚集了一大批学有专长、业有专攻的专家、教授,北大成为人才荟萃之地,这就保证了北大的整体教学水平。

为了促使教学科研的健全发展,对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期形成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蒋梦麟坚持不变。在“大度包容”的方针下,自由主义传统得以延续下来。他对全校同仁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

蒋梦麟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段艰苦岁月里,克服重重困难,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把希望之舟平稳渡过惊涛骇浪,二十年如一日,终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提升,达到了北大历史上的最高峰,为当时北平国立八校之首。到抗战前北大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对此,蒋梦麟十分谦逊地说:“我在北大工作二十几年,主持校政十七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又说:“我自到北大后,始终得到适之、孟真的全力帮助,方才有北大的发展。”

“郭子仪第二”

在蒋梦麟的教育理念中,青年学生一般不应该介入现实政治,现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青年学生的根本目标是将自己培养、造就成有知识、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供国家驱使。只有当现实政治实在惨不忍睹,成年人太不负责任的时候,青年学生利用自己的热情,出而唤醒民众,昭示天下,达成此目标即应返回教室,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荒废学业,放弃其自身的职责,自坏国家将来之干城。

至于成年人的责任,蒋梦麟在当北大校长那些年里,从来未敢放弃,并以北平文化界领袖的身份冲锋在前,以致引起日本军方的关注,并将之列入应予逮捕的黑名单。1935年11月29日下午,日本宪兵径直来到北大校长室,“邀请”蒋梦麟到日本驻防军司令部“解释”其反对日本的事情。蒋梦麟本着“临难毋苟免”的古训,答应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去。

当蒋梦麟将这件事告诉家里的时候,有朋友劝他不要去日本军营,听日本人到北大来逮捕好了。但是,他们敢吗?然而考虑再三,蒋梦麟依然决定单独前往,在天黑以前抵达设在东交民巷的日军司令部。

蒋梦麟独自前往,显然出乎日军的预料。日军大佐说:“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边说边递给蒋梦麟一支香烟。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蒋梦麟一边回答,一边接过日本人的香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字的。那是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板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蒋梦麟说:“已经给你准备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是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听闻此言,蒋梦麟正色道:“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这位日本大佐听到这句话脸色立即变了,好像蒋梦麟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决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蒋梦麟抽着烟,很平静地对日本人说。

电话又响了,这位日本大佐再度转身对蒋梦麟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

对于这件事,罗家伦后来评价说,蒋梦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英雄精神。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蒋梦麟正在南方,旋赴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谈话会,为全面抗战建言献策。7月底,北平沦陷,北大也成为日本的军营。根据国民政府的指示,相继沦陷的平津各高校陆续内迁,北大与清华、南开组建联合大学,先设长沙,后移昆明,是为抗战时期闻名国内外的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由三个着名大学组建,蒋梦麟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为三常委,共同负责联大的日常事务,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为民族复兴、为建立新的国家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谱写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由于西南联大的三个学校都是名校,有着各自不同的传统、优长之处及学风,以学校的历史及校长的资历而论,蒋梦麟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他为了三校的团结,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坚决主张不设校长,实行常委负责制,共同主持校务。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请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务,而蒋梦麟主要负责对外,校内的事务基本不管。蒋梦麟就此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家是我痛苦的深渊”

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做证婚人。可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谷遗弃原配,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把大门一关,就是不让他出去。原来,蒋梦麟为继娶陶曾谷而与原配离异,在江冬秀看来,蒋梦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适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

蒋陶联姻最大的压力还不在蒋梦麟与原配离异,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尽管蒋梦麟使君有妇,但陶曾谷的处境令他同情,长期的照顾和相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两人互生爱意,坠入爱河。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1958年,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在台湾因病去世。陶曾谷卧床时,陶曾谷的一位表亲常去照应病人。陶女士曾经对她说:“孟邻(蒋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由于陶女士临终前的嘱咐,使蒋梦麟的续弦问题,变成了那位太太无时或忘的“责任”。

因夫人去世后,蒋梦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亲的安排。据报道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后,就开始为蒋梦麟提亲说媒,但都没有使他动心。直到1960年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中,通过这个媒人介绍,他认识了徐贤乐,情形就不一样了。

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蒋梦麟对于徐贤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而在一开始时,徐贤乐觉得蒋梦麟年纪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蒋梦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达自己意思:他觉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双全,一切都太理想了。蒋梦麟在写给徐女士的第一封情书里面就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认识三四个月之后,蒋梦麟对徐贤乐已难舍难分了,有次为了一点事闹了个小别扭,两人数日不见,蒋梦麟就寝食难安,于是用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绉纹水色纸,以中小楷写了一首艳词相赠。两情不可不谓绸缪,因此不久就互相论及婚嫁。

这事在他们亲友中有“赞成”与“反对”两派,而在北大同学会的师友中,几乎都是不赞成,就连胡适也持反对意见。当时胡适在因病住院,还在调养身体之际,提笔给好友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絮絮叨叨,说徐贤乐爱财,她向你要20万,你虽给了8万,也最好悬崖勒马。又以50年的友谊和蒋与陶证婚人的身份对其进行劝说,要他与陈诚(当时陈诚也是持反对意见者)郑重地谈一谈。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书中说,陈诚曾告诉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胡适将信交给蒋梦麟时,蒋梦麟直接问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胡适说反对,蒋梦麟直接告诉他:“那我就不看了。”遂将胡适的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后蒋梦麟秘书拾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并得以保存。

蒋梦麟不顾各方反对,坚持要与徐贤乐再婚。他在7月间给陈诚写了一封长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结婚不可”的理由外,还极力为徐贤乐辩护。

因反对的人多势众,蒋梦麟不便举行公开婚礼,而改采家庭式秘密婚礼,于是在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举行。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婚礼极为简单,由端木恺律师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礼就算完成了。时年蒋梦麟75岁,而徐贤乐也已54岁了。由于婚礼仓促,以至于很多人来不及准备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