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从管人到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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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安人的根本精神在中道(2)

自然环境不像天堂那样可爱,却是可以改造的;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越高越强,则自然环境对人类不幸福的影响将日益减少。文化环境不似天堂,那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亦即系于思想或意志;倘使人类由于过去痛苦的经验,尽力调整改变自己的文化环境,当可使其近似天堂。各种环境通过人类的控制,可能近似天堂;人类本身,也应该改变思想,使自己近似天使。以近似天使的人类居于近似天堂的环境,人类才有幸福的可能。人类应该接受哪一种思想,方有天使般的可爱呢?汪先生指出:中道思想综合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长处,而且与宇宙人生各方面事实互相符合,亦即中道合于人道,人道合于天道与地道,所以中道主义便是人类幸福之路。唯有中道思想,可以使人类近似天使,并进而改造环境,使其近似天堂,使人类享受以天使居天堂般的幸福。

天、地、人三界,性质不同,亦自有其变迁法则。康德曾说过:人有人的特性,而其特殊之处,绝不能从动物中去比较或求取证明。我们不能用矿物学去证明植物的特性,不能用植物学去证明动物的特性,同样不能用动物学去证明人的特性。因为人是属于人的世界,绝不同于无机物世界或动植物世界。《易经》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精神世界为纯粹精神,完全依照目的法则而变迁,所以完全自由,也完全靠力。物质世界为纯粹物质,完全依照因果法则而变迁,所以毫无自由,亦即完全认命。唯有人类世界既有精神又有物质,一部分依照目的法则而变迁,另一部分又依因果法则,因而享有相对的自由,既靠力又靠命,所以儒家主张“尽人事”以“听天命”。尽人事以听天命,便是中道管理的要旨,充分符合人类理性和情感的需要,也就是合乎人性要求而导致人类走上幸福之路的最佳取向。尽人事对任何组织而言,管理都是一种挑战,并不是万灵丹。管理技术无论多么老到,总不是神符。

西方管理受到西方知识论的影响,一切纯理性,重客观,以通于物的心理和方法来通于人,可以说只看到人类理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情感的一面。虽然人群关系运动掀起了人性管理的热潮,但是西方“执己忘天”,唯知有“人”,不知有“天”的偏道思想,使他们深信“人定胜天”,因而很容易择定一个目标就信而不疑地去追求。中国人当然也肯定“人定胜天”,但中道思想使我们同时也了解“天定胜人”的道理。吴兆棠先生曾说:人生之祸患,往往源于执己而忘天。宇宙玄妙,唯“神”得释。即就地球历史而论,一般认为已有30亿年,若缩为一年,则前八个月尚无生物。自第九个月起渐有单细胞生物发生,第十二个月之第二周始有哺乳动物。人类则于12月31日晚11时45分方告诞生,在一年的历程中仅占15分钟。

以如此后生之人,竟妄欲为天地之主,而任性逞意,安得不自扰、扰人,造成祸患?吴先生并不否定人类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只是人虽相信自己的“努力”,而“努力”的结果,却未必一定有效。管理者是人,应该认识到自己能力的极限,也谅解员工在理性之外,有其情感,这样才能“视人为人”,不把员工当做“物”或“机器”看待,那便是真正的人性管理。听天命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一般认为孔子崇信天命,实则大谬。“四十而不惑”,四十岁以前,尽力培养自觉意志,先求“知义”;五十之后,转往客观限制的一面,以求“知命”。于是人所能主宰的领域与不能主宰的领域,同时出现。

孔子认定“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也在提醒我们欲明“义”“命”分立的道理,必须知命。管理者了解自己力量所能主宰的范围,以自觉意志在此领域内建立秩序,扮演服务人的角色,使员工有适当的感应,就是“知义”(尽人事)。然后把客观限制的条件,尽量予以突破,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应该安之若“命”,不要再怨天尤人(听天命)。如果以企业管理为例,则“命”就是“企业组织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历程”。

外界对企业的作用管理者唯有深切了解孔子的“相对力命主义”,才能知道企业自身的能力有其极限,外界的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社会环境、市场以及技术的变迁,均非自己的力量所能控制,因此“不以成败论英雄”。管理者有此信念,员工才愿意也才敢于多多去做,否则我们即使指出员工“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观念错误,有害,亦是徒然。管理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更应该抱持“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这才是孔子所说的“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唯有真正“无所为而为”,才能到达“知其不可而为”的伟大境界。

现代化的中国式管理仍然是中道管理

人类由天地生出来,人类世界就是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结合。

汪先生进而肯定:人类既非如犹太神话所说,由神创造而成,或单为天所生;亦不是如达尔文所说的,由猿猴进化而成,或单为地所生。果真人类为神所创造,人类绝不致如此之坏;果真人类为猿猴所进化,人类绝不能如此之高(人类能创造文化,其他猿猴至今仍难以如此)。所以他推断人类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自成一个世界;好比子女为父母所生,亦于父母之间自有一个人格一样。新儒家大哲方东美先生曾经指称:“对立感”乃是西方人根深蒂固的特性。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向来具有“二分法”的本能,所有事物都一分为二,彼此敌对。整个宇宙,被他们割裂成表象与实体、现象与本体,或者自然与超自然,姑不论其所用的名目为何,都是一分为二,然后便很难再进行和谐沟通。这种“恶性二分法”,使得西方哲学家偏向于“二选一”的极端。他们不是相信人类为神所创造,就是肯定人类为猿猴所进化。一方面,人是神的形象,而另一方面,人又是兽的化身,两者既然不能兼容,人就成为一种内在的自我矛盾。

德国哲学家雅各布·伯麦(JacobBoehme)甚至建立一套“神魔同在”(God—Lucifer)的形而上学理论,以便使宇宙的截然二分更为突出。管理的偏道思想,也使西方管理学者无法忘却劳资对立,把劳工与雇主划分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在劳工方面,希望工资越高越好,工作时间愈短愈好,工作环境愈安全愈好,一切劳动条件愈优厚愈好。而在雇主方面,却是工资愈低愈好,工作时间愈长愈好,工作环境愈简陋愈好,一切劳动条件愈简单愈好。两者的立场与要求既然不相同,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也就难求一致。偏道思想,也导致西方管理界始终把“人”和“业绩”视为对立的两个概念。泰勒(F.W.Taylor)希望施加压力使工人获得高业绩,令人不满,引起人群关系论者重视人际关系的主张。但是人乐意了,业绩却往往低落。目标管理企求加以统合,方向十分正确,可惜“组织的高业绩”与“达成高业绩的人”分立,仍旧摆脱不了偏道二分法的窠臼。西方管理所造成的种种现象,如职业专门化、教育商业化、商业竞争化、礼节表面化、宗教形式化、艺术实用化、道德相对化,以及生活机械化,实际上都是偏道思想影响的结果。中国思想却迥然不同。

《中庸》宣示:“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是宇宙间各种活动的创造者及参与者,其生命气象顶天立地,足以浩然与宇宙同流,并且参赞化育,止于至善。在天、地、人浩然同流,一体交融中,彼此都是创造动力的一部分,因而形成协和一致的整体,方先生称之为“广大和谐”(comprehensiveharmony)。广大和谐使得天、地、人三界,性质不同,同时并存,互相影响,看似格格不入却能互相包涵,协调一致。这种中道思想,各国哲学家虽然也有不少的贡献,但均不如中国儒家,特别是孔子贡献最大。

方先生比较中西思想,认为中西方对人和宇宙的关系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看法,足资佐证:1.在希腊人看来,人和宇宙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和谐。譬如在主调和谐中叠合各小和谐。宇宙包括社会,社会又笼罩个人,形成“三相迭现”的和谐。

2.在近代欧洲人看来,人和宇宙的关系是二分法所产生的敌对系统,有时是二元对立,有时是多元分立。

3.在中国人看来,人与宇宙的关系,乃是彼此相因,同情交感的和谐中道。中道思想使中国人深信:真理不在两相对立的偏道之一,却在两者之间。例如群我问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人我问题,利他主义与自私主义对立,均各有所偏。其他如绝欲主义与纵欲主义、世界主义与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国家主义、家庭神圣主义与自由恋爱主义、人定主义与天定主义、自然主义与文化主义等,都是偏道思想,均非真理之所在。修己安人的管理历程,便是在这些相对的偏道之中,找出广大和谐的中道。我们一方面要实现自我,所以必须殚精竭智,发挥潜能,务期天赋的生命得以充分完成。一方面又要仁以安人,对一切人类相爱,对所有事物友善,务求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协调。这样的管理,非但显示了人性的伟大,而且表现了中国人的智能。我们学习西方管理,已历二十几年。

“日本第一”的表现,又使许多人大声疾呼,要学日式管理。殊不知美式管理的基础,在于“个人主义”;日式管理的基础,便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者认为个人是最真实、最有力的;所有组织,不过是个人的结合。我国的庄子、阮籍、刘伶也都有过这种主张。集体主义者反过来指出团体或整体才最真实、最有力,个人只是抽象名词。我国的荀子、司马迁等人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究其事实,真理存在于二者之中,并不在二者之一。中国管理现代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采取“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为基础,因为真理不在二者之一,而且中国人自古至今,亦未以二者之一为其中心思想。我们的基础,乃是建立在二者之中的“交互主义”。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仁就是“相亲相爱”。“亲爱”而必“相交”,即知“仁”本自交互性的“中”而引出。孔子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当下自我为“己”,当前对我为“人”,而“仁”即盘旋系织其间而无阻。管理者应做有道德的管理者,员工应做有道德的员工,组织内上下共同努力,组成一个有道德的团体,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管理。就“交互主义”的观点来看,劳资冲突以至对立,殊无必要。只要确实施行合乎人情的管理(时下有些不明白“人情”真义的人,到处痛责人情,我们本着恕道,委实不忍心给予指责),确定合理的工资及适当的工时,同时设置必要的安全与卫生设备,便不难获得和谐的劳资关系。而上述各项,都属安人条件之内,可见劳资交互设想,即可相亲相爱,便能做到仁以安人的地步。“人”和“业绩”,统一在“安人”的大目标之下,人不安固然不能称为“安人”,业绩不佳也将导致不安,亦不足以“安人”。

管理者真诚安人,员工岂有不奋发努力,缔造更佳业绩之理?朱子《絜矩》一诗云:“物我由来总一般,四面八方要平看。己如欲立人俱立,民既相安我始安。异体莫如同体视,彼心当即此心观。有能强忍功夫到,不信推行是道难。”“是道”便指“中道”。为了中国人永久的幸福,中国管理现代化必须发扬真中道精神,而彻底丢弃假中道(乡愿)作风。真中道精神,便是王通所说的“唯变所适,唯义所在”。前者为“权”,后者即“经”。执经达权,才能从容中道。所以中国管理现代化,就方法而言,仍是“经权管理”;而就精神论,则“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为皇极,在《礼》为中庸”,依旧继承“始于中,止必中”的中道精神,这才是“继旧开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式管理。我国传统观念强调情、理、法,视之为管理的最高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