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本是苏共的领导干部，深知这个政党拥有极大的权力，是维系苏联的重要支柱，也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重要权力基础。因此，必须要设法搞垮苏联共产党，才能夺取最高权力。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一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激进派人士聚集在他的麾下，将他树为反共的一面大旗。其中有人曾在私下表示过：“叶利钦在一定历史时期对我们是有用的，我们就是要将这样的人作为摧毁苏共堡垒的武器。”
叶利钦摧毁苏共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从在党内持激进主张转向与苏共决裂；第二，从发表反共言论转向限制共产党；第三，从限制党的活动转向彻底摧毁苏联共产党。尽管苏共垮台戈尔巴乔夫难卸其责，然而叶利钦同样是“功不可没”。
为了向联盟中央夺权，叶利钦首先以制订主权宣言从法律上将俄联邦凌驾于全国的宪法和法律之上，继而从财政上切断中央的资金来源。为了挤压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曾掀起一股股反对联盟中央的风潮，并竭力拉拢和控制军队，一步又一步地逼戈尔巴乔夫交出政权。
严峻的历史事实是，叶利钦终于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夺走了象征无限权力的“核按钮”和克里姆林宫主人的宝座。可以说，是他同戈尔巴乔夫一起，以不同的方式制造了国家的分裂，埋葬了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叶利钦采取的“釜底抽薪”手法和他的所作所为表明，此人同样是苏联解体的祸首。
六、西方实施颠覆苏联的战略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条基本法则提醒人们要重视内因，但也不能无视外因的存在，而且外因有时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正因如此，西方的“和平演变”、“遏制”和“超越遏制”战略对苏联的解体的确起到了“催生”的效果。
前已提及，从十月革命胜利到苏联解体，西方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采取敌视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无法颠覆苏联和阻止社会主义力量在全球发展，必需使用非军事的手段达到这个目标。在此背景下，“和平演变”战略应运而生。从凯南的“非军事遏制”到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目的都是为了和平颠覆苏联，最终将共产主义制度从地球上彻底铲除掉。他们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手段向苏联发起和平演变攻势。在此美国采取了两手抓的政策，一方面是用和平手段削弱莫斯科对东欧的控制；另一方面则以“人权”、“民主”和“自由”等价值观促使苏联内部发生变化。
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战略包括：从扶植“持不同政见者”到发动强大宣传攻势，建立专门对苏联、东欧广播的“自由之声”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从通过军备竞赛搞垮对手的经济到大搞间谍颠覆活动；从以“经济合作”、“经济援助”为诱饵，诱使苏联向西方靠拢到“以援压变”、“以援促变”迫使其在政治上让步；从制造舆论挑拨民族关系和鼓动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挑起民族纠纷到直接公开插手苏联的民族争端……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里，应该着重谈一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是如何利用民族问题进行颠覆活动的。美国的智囊们意识到，“非俄罗斯人的政治热望乃是苏联的致命弱点”，“在外部世界的鼓励下”它会“变得更加活跃”，因此，“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身上。”(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第116～117页)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公开表示，美国要支持苏联争取自决的民族运动，帮助苏联各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以此作为“帮助苏联向多元化的民主社会过渡的主要手段”。1986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更敏感地意识到，制定瓦解苏联的战略时机已经成熟。概括起来说，这个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以苏联多民族这一特点为突破口，以非俄罗斯民族为重点，以苏联解体为目标。
他们首先把波罗的海三国作为分裂苏联的切人点。过去，美国一直不承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是自愿加入苏联的。上述国家强烈的民族情绪让西方领悟到，波罗的海地区是苏联的“软肚皮”，是整个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1987年8月，“美国之音”、“德意志电波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等一系列西方电台就直接呼吁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48周年日举行示威游行，纪念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牺牲者。与此同时，一批美国参议员向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写信，“号召苏联为在波罗的海共和国一系列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创造有利环境”。西方国家的这些行动显然是“公开的教唆行为”。当时，他们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举行的示威活动还进行了“远距离操纵”。1988年6月，拉脱维亚的非正式组织“赫尔辛基86”为纪念1941年被放逐的拉脱维亚人，在里加举行有5000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设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报道。“美国之音”十天前就开始反复广播，某月某日将在某个地点举行某个集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美国之音”通知，某集会在15时开始，后来又更正说，由于当地有自行车比赛，集会改在16时举行。这一细节充分说明，在苏联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活动中，西方媒体积极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波罗的海三国成立非正式组织后，美国、西德和瑞典等西方国家又出资帮助他们开展争取独立的活动。如，拉脱维亚阵线就利用西方的财政援助创办了宣传刊物《觉醒》，发行量6．5万份，同时还为报社的工作人员每月发400卢布的津贴以收买人心。在外部势力的唆使下，这些非正式组织大搞街头政治，组织集会、游行、设警戒线和展开“公民不服从行动”，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对立，向当局施加压力。
1990年3月，克里姆林宫曾宣布对要求独立的立陶宛实施总统治理，并在4月对该共和国进行经济制裁。美国立即对此表示反对，并以拒绝签署两国新的贸易协定对苏联领导人施压。次年1月，立陶宛发生流血冲突，美国更以推迟举行美苏首脑会晤来支持立陶宛独立。美国总统还公开宣称，支持立陶宛人民的民族自决。英国外交大臣说：“如果苏联在立陶宛诉诸武力，英国就不可能继续发展同苏联的往来。”2月1日，据美联社引用波罗的海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已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派驻了外交官，这些美国官员正在鼓励那里的分立主义者为其独立举行公民投票。果然，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先后都搞了民意测验，以此代替苏联将要举行的全民公决。5月8日，布什亲自会见了这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会见后，三个领导人说，有迹象表明，美国将更加积极地支持他们争取独立的努力。
“8·19事件”结束后，布什立即对媒体表示：希望看到波罗的海共和国获得自由。随后这位美国总统又宣布，美国正式承认三国独立，并准备立即与这三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他说，美国还准备尽其所有帮助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使三国的独立变成现实的进程得以完成。
美国的颠覆战略在波罗的海三国取得重大突破后，很快便将注意力从上述地区转向了乌克兰。由于乌克兰是苏联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美国对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视。尼克松曾强调，“5500万乌克兰族人从未忘记，他们是世界上没有国家的最大民族”。(尼克松著：《1999：不战而胜》，第158页)而布热津斯基则公然鼓吹，乌克兰“如果独立的话，其国家将在欧洲名列前茅”。(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第117页)
还在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之前，美国就打算承认其独立。尽管戈尔巴乔夫在公决前一天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什提醒对方：“如果乌克兰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意味着它将从苏联分裂出去，那对苏联和乌克兰本身，以及对欧洲和世界都是一场灾难。”可是美国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根本不予理睬，乌克兰全民公决结果一公布，布什就打电话祝贺乌克兰人民“获得了独立”，他还在电话中透露，“他的代表——副国务卿尼尔斯近日将抵达乌克兰讨论发展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关系问题”。这一举动显示，美国已经撇开联盟中央直接同乌克兰建立国与国的关系。
此外，西方深知俄罗斯联邦在是否保存联盟的问题上的立场关系重大，因此，在暗中一直支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争权。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为了确立所谓欧洲主权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尚未就职便到美国访问。美国对叶利钦的意图心知肚明，提前让叶利钦享受“外国元首的礼遇”。在那里，叶利钦向美国人表示，俄罗斯已经扔掉马克思主义实验，它将致力于民主而不许走回头路，俄罗斯和苏联将沿着美国人的足迹向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前进。虽然他谈到，俄罗斯的未来在于有一个尊重其基本自由的强大联盟，但同时又保证，他支持波罗的海国家自由，在这个问题上，他同美国人没有分歧。美国领导人对叶利钦如此坦率的表白自然心领神会，后来把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转到叶利钦身上就非常合乎逻辑了，这样做更贴近美国肢解苏联的战略目标。